本文考查了私人军事/安全公司在武装冲突局势下经营所带来的关键法律问题，包括公司职员的地位及这些公司在国际人道法上的责任，其雇佣国的责任，以及私人军事/安全公司成立地国或经营地国的责任。

本文谨致力于讨论过渡司法中的相关事项，并着重探讨对于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是否在任何情形下均应采取刑事镇压措施，抑或是否存在一些情形，在这些情形下采取其它措施，特别是特赦措施，是否将会更有利于民族和解或国家和平发展。

过渡司法机制逐渐成为了全球化的动力，旨在使所有人民获得稳定、平静和安宁。这些机制能够在因冲突而濒临瓦解的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前提是，它们必须有效地促进当地人实现这一愿望：通过调整政治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措施防止大规模犯罪的再次发生而掌握自己命运。

本文试图探讨非缔约国在国际法下的合作义务，其合作的前景以及不合作的法律后果。

本文阐述了知悉真相权的概念，并运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证实了此概念的合法性。同时，本文尤其从刑法角度考虑了将真相转变成法律权利所具有的某些实践意义。

起诉行为人的责任首先应由国家来承担,但如果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这样做,实践就导致了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

本文分析了普遍管辖原则与补充性原则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

武器装备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就是参战各方实质性的不对等,它已经成为了当今各种武装冲突的突出特征。本文尝试评价这一现象对相互性原则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其对消极相互性动因造成破坏的危险,这种破坏最终会导致双方违反国际人道法事件的逐渐增加。

本文分析了现代国际法中调整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的地位和内容,目的是澄清调整武装冲突各方行为的法律框架。

为了确保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战争影响,就要求所有交战方采取预防措施,本文正是对这些预防措施进行了分类分析。

这篇文章分析了克罗地亚共和国作为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国家在审判战争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在本文中探讨了交战团体,民族解放运动和叛乱团体的义务,注意到了对这些武装团体尊重人权规范的日益增长要求,并提出了私人军事公司承担违反人权义务的一些办法。

本文试图探讨参与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公司之民事责任这一概念。本文将对这一概念所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做一概览,并讨论其在普通法系及大陆法系的执行情况。

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开始运转这一事实无疑改变了全球人道环境的面貌。应当承认,人道组织面临非常棘手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不能忽视国际刑事诉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因被发现在司法程序中合作而使其一线工作陷入危险。此外，一概拒绝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强迫作证。

文章讨论了私人军事公司雇员如果享有国际人道法上的平民身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对于有效规制这类公司的潜在影响。

本文批判性地纵览了适用于雇佣军的传统法律并考虑了公司行为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雇佣军”的法律定义。它证明即使是雇佣军也应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

作者阐释了一些决定适度合作的标准,并列举了一些可采纳的合作方式,最后讨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真相与调解委员会赦免条款的政策,这类条款经常排除对暴乱期间实施不法行为人员的追诉。

本文作者审视了过渡司法机制通过什么途径来支持家属行使知晓其亲属命运的权利以及如何使失踪人员事项的解决与有效制止免罚相协调。

本文介绍了人权条约机构针对生命权做出的相关解释,并分析了这些解释对武装冲突中有关使用武力以及占领的法律( 国际人道法对此规定不清)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