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德雷亚斯•布赫尔（Andreas Bucher）所做的此次采访，最早刊载于瑞士的德语杂志《真相》之上。经该杂志的慷慨授权，此次访谈得以在本网站发表。
《真相》：克伦贝格尔先生，您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已经有5年了。您是如何应对您所遇到的那些困难的？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的确，一个人总是要面对我们这个世界中一些消极的方面。公正地说，与那些在一线艰难的环境中工作多年的代表们相比，担任主席要容易得多。但是，我的确也相当经常地到那些冲突地区去访问。在那里，你所看到的许多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震惊和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更容易接受我们在一线所看到的那些东西。
《真相》：即使冲突局势没有持续的改善也是如此吗？
克伦贝格尔：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举例来说，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谈论乌干达北部的冲突所带来的人道后果。就平民居民的情况来看，在过去的10年中那里的局势几乎没有什么改进。但是，我们决不能等到有合理的根据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中人们的情况会有所改善的时候才采取行动。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这一点。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我想我可以代表我们中的大多数员工这样说——大家的想法是：“我想要挽救生命并保护人的尊严，就在这里，就是现在”。
《真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不能公开谈论他们的经历。他们如何控制他们的感情呢？
克伦贝格尔: 对那些在交战区工作的员工来说，为了保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能力，他们必须进行自我控制，这一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十分困难的。这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很强的约束能力。为此，我非常尊重他们。但是，代表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互相讨论他们的印象，并且可以与其先前的经历作比较。而且，他们也可以与经过特殊培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进行交谈。此外，代表们知道保密原则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我们为了确保能够接触到最大多数人的最为重要的手段。
《真相》： 保密原则是你们的最高原则吗？
克伦贝格尔：我们这个组织存在的基本理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接触在每一场冲突中需要保护和帮助的每一个人。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如果冲突各方发现我们向外界泄露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进行有效行动的机率将会急剧地下降。但是，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保密性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保留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将事实公诸于众的权利。
《真相》: 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公开事实呢？
克伦贝格尔: 将事实公诸于众必须满足4项标准：必须是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件，并且此类违法事件反复地发生；我们必须亲自见证了这些违法行为，或者我们必须从绝对可靠的来源了解到这些违法行为；必须是我们反复进行的交涉未取得成效；我们必须确信公诸于众符合受害者们的利益。
《真相》：必须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吗？
克伦贝格尔: 是的。所以我们很难做出此类决定。持之以恒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得不严格地要求自己。
《真相》: 有时候，你们根本无法等待秘密交涉的结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很快就公开了卢旺达事件。
克伦贝格尔：那里的情况非常明确。我们当时希望，公开的呼吁能够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不幸的是，国际社会的反应来得太迟了。
《真相》：有了这次失望的经历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刻意地停止了进行公开呼吁的做法？
克伦贝格尔： 没有。我引用这个例子，只不过是因为我注意到，一般来说，人们普遍对公开呼吁的有效性往往会做出过高的估计。
《真相》： 媒体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吗？
克伦贝格尔：会的，如果低估了舆论的影响，那将是一个错误。不要错过公之于众的恰当时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一般来说，秘密交涉中所使用的明确措辞的效果经常被低估，而公开声明的效果则被高估了。
《真相》：您第一次向媒体做出一个积极的声明发生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您当时指出，你们与有关当局之前的接触是有效的。
克伦贝格尔：是这样的。严格地说，对成功的交涉进行报导同样也违反了保密原则。在我们有关阿布格莱布的报告被泄露给媒体之后（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份报告并不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泄露的），出现了两种反应，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人们对我们的代表为什么没有早点说些什么这一点产生了疑问；他们开始对我们的一些工作提出严重的质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我决定强调我们的探视活动并不是没有成效的。尽管我做了这样的积极评价，但我从未暗示过，我们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真相》：在伦敦发生的袭击很可能使所谓“定时炸弹”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赞成这一理论的人们认为，为从一名恐怖份子那里获取情报，可以使用具有预防目的的酷刑。
克伦贝格尔：禁止酷刑，这并不只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事：它是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一部分。制定这些法律，其目的是在国家安全和保护人的尊严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我们并不觉得现在需要对此做出某种改变。如果人们开始模糊界限并背弃禁止酷刑的规定，我无需告诉你将会发生些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无论法律如何规定，类似伦敦袭击这样的罪行违反了最基本的人道原则，并因此应受到惩处。
《真相》：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探视被关押者或对被指控的酷刑进行调查之前，它必须知道什么人被关押了。美国可能在一些船舶上设有秘密的战俘营。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提到了数百名未经登记的被关押者。
克伦贝格尔：我不能对这些数字进行评论。但是，重要的是，应将所有的被关押者通报给我们。我们有4项执行探视的条件：我们必须能对特定地点的所有被关押者进行探视；我们必须能够在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被关押者谈话；必须对被关押者进行登记，并且必须保有一份被关押者的名单；并且，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必须能够再次进行探视。
《真相》：你们不回答有关萨达姆•侯赛因关押条件的问题。那么，一般而言，如果你们遇到了虐待的情况，你们会和谁联系？
克伦贝格尔：我们的对话会从那些直接的负责人那里开始，也就是说，从营地的指挥官、监狱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的中级官员开始。在随后的探视中，我们会观察这些最初的交涉是否起到了作用。如果事态未发生变化，那么在必要时我们将与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对话。
《真相》：在关塔那摩的相关问题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交涉达到了最高层。今年，您已经在两个场合下会见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赖斯。
克伦贝格尔：我不能谈论那些会谈的内容。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用语），美国政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领导层之间的对话是高质量的。对他们而言，保密性是十分重要的，而我尊重这一点。美国政府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赞赏；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效且可信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意见的分歧，但是，我们能够明确地进行交流，而我们的对话是不会没有效用的。
《真相》：在美国政府之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参议院的一个共和党委员会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描述成一个反美的组织，并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给予关塔那摩的被关押者以战俘地位而对其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妨碍“反恐战争”。
克伦贝格尔：那样的责难是没有根据的。对我而言，明确以下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并不能确定，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人们是否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即使被关押者获得了战俘地位，但如果他们违反了战争罪，他们同样可以而且也必须受到追诉。战俘地位并不能使一个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人不受审判。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平民被关押者。我们从未要求赋予在关塔那摩的所有被关押者以战俘地位。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应适用《日内瓦第三公约》中规定的程序来确定战俘地位。
《真相》：美国参议院内的强硬派要求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章程做出修改，以便允许非瑞士籍人士在其核心管理机构中任职。
克伦贝格尔：我们的核心管理机构完全由瑞士公民组成，这一情形是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但它也具有实践价值。我们是在战争地区开展行动的最大规模的人道组织，我们必须能够迅速地做出决定。管理层中不同国籍的代表进行的政治争论，可能会不必要地减缓做出决策的过程。我们的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不再全部是瑞士人了——这样更符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利益，因为国际化使我们能够使用更多合格的职员。例如，我们许多的后勤人员都来自法国，因为后勤学在法国有更悠久的传统。许多来自北欧国家的医护人员为我们工作，因为他们有权在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之后再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上去。
《真相》：受海啸袭击最严重的地区恰巧也是正在发生内战的地区。这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今年预算的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克伦贝格尔：在洪水过后，我们迅速决定在紧急阶段开展更多的工作。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计划将会有足够的资金时，我们转而请求捐助国为非洲筹集更多的资金。
《真相》：只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这两个组织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克伦贝格尔：是的，是这样。我很高兴我们采取了这种策略。今年，我们有大约一半的支出都将用于非洲。例如，在达尔富尔（目前我们在全球最大规模的行动地就在这里），我们仅在一月和六月间就向475,000人提供了食品，尤其是在那些难以抵达的农村地区向人们提供了食品。
《真相》：有人表达了这样一种企盼——一场自然灾害可能会让交战各方尽弃前嫌。你们在斯里兰卡或亚齐的经历是否应验了这一点？
克伦贝格尔：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叛军的确已经快要解决亚齐冲突了，但是，在斯里兰卡，事实证明，就连达成一个关于分发人道援助物资的协议都十分困难。因此，要说这些自然灾害在实现和平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未免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