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综述
02-02-2005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冲突反映出战争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现代科技和蓄意攻击平民所造成的影响。尽管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做好准备迎接1939年至1945年将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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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综述
当时,国际人道法包含规制战俘待遇的条款(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但不包含规制平民居民待遇的条款。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开展保护和援助战俘的活动,但其为某些类型的平民(特别是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平民)开展的工作十分有限,甚至根本没有开展任何活动(参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大屠杀 )。
二战期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
自1940年夏以来,随着冲突的蔓延和数百万战俘被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各代表处增派人手,特别是设在德国的代表处,代表人数增至30人。虽然人手还远远不够,但德国不允许该组织派驻更多员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逐步在几乎所有交战国都开设了代表处,只有苏联拒绝该组织代表入境。
对于日本及其占领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准向东京、上海和香港派驻代表。但日本政府不允许该组织代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地招聘的瑞士籍代表被剥夺了代表地位,只能以个人身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他们无法与日内瓦取得联系,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只能冒着巨大风险开展十分有限的活动。在婆罗洲,马特乌斯•维舍(Matthaeus Visher)医生和他的妻子甚至因为设法为战俘提供救济而被指控为间谍。经过胡乱审判之后,他们被一个日本海军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斩首。
到战争结束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有179名代表分布在76个常设代表处工作,他们得到了数百名当地雇员的协助。此外,在1939年9月至1947年6月间,为了一些特别敏感或重要的谈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开展了194次特殊行动。
参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英文名单 。
二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克服巨大的后勤难题,乘坐飞机、轮船、火车或汽车奔走各地,总行程达1600多万公里,相当于环绕世界400周。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员工人数最多时(1945年春)达到了3921人,其中近一半是志愿者。
整个二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援助两类受难者:战俘和平民。
二战中的战俘
闪电般迅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产生了大量战俘:1939年9月,60多万波兰人被俘;1940年战役期间,近200万人(包括荷兰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被俘;自1941年夏以来,东线共有500余万苏联人被俘。接着,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德军全部落入同盟国之手;最终在1945年9月,日军也全部被俘。
这些战俘分散在世界各地。各大战俘营达到了城镇的规模,关押着数以万计的战俘。
根据 ,战俘可以要求拘留当局给予他们某些权利。此外,该公约还规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权询问战俘状况,并有权就改善拘留条件提出建议。
根据该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9月设立了 ,开展以下三项工作:
- 汇总所有战俘信息(逮捕、转移和死亡证明等);
- 将这类信息转交给战俘的原籍国;
- 帮助战俘与家人保持联系(传递家信)。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战俘信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除主要依靠交战国所提供的战俘名单外,还会通过代表们在战俘营开展的调查来补充这些信息。
自战争爆发之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就在探视战俘。首次探视工作是在1939年9月23日至26日开展的,当时我们的一名代表进入德国的三个波兰战俘营进行探视。
整个冲突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一直系统地探视战俘营:他们主要致力于监督战俘近况并改善拘留条件。
代表们很快意识到轴心国无法维持其关押的数百万同盟国战俘的开销。当时整个欧洲物资匮乏,他们无法获得所需供给。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始与各方磋商,希望获得批准从欧洲以外采购商品来满足这一需求。
由于运输网全线瘫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开展大规模后勤行动来发送救济物资:租用船只并标注红十字标志通过公海运送物资;在里斯本、马赛、哥德堡(Göteborg)、吕贝克(Lübec k)等各站建立大型仓库。从瑞士通过铁路用密封车厢运送救济品到德国。德国铁路系统被摧毁后,改用卡车车队运货。由战俘信任的人签署收据并进行严格登记,另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探视时还会进行抽查,这些都确保了救济物资不被挪为他用。
由于战俘原籍国根据其能力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物资,我们每月能够向每名美国和英国战俘提供四个重五公斤的标准包裹,并向其他国籍的战俘提供一到两个包裹。这意味着我们每月要用近2000列火车运送43万吨物资或9000万个包裹。
这些救济品改善了数百万战俘的生活。
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参与协调了伤残战俘的遣返工作。我们成功将3.5万人送回家乡,其中有一半是战伤者,其他都是医务人员和平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探视了除苏联之外的 。
苏联不是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在1939年9月27日冲突伊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决定与苏联当局进行谈判并建议派出一名代表前往莫斯科,但遭到苏联方面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0月26日再次提出建议,但毫无结果。之后,我们又与苏联驻巴黎、柏林和斯德哥尔摩的外交使节进行交涉,但也不起作用。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请求交战各方遵守公约原则,各方也都同意这么做。但是,除了1941年8月收到的一份记录德国关押的300名苏联战俘的名单外,我们再没有收到任何一方的战俘名单。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听到越来越多有关德国境内的苏联战俘的不幸遭遇:他们缺少基本必需品,相继大批死去。同盟国同意向这些战俘发放救济品,但有一个条件:供应品的发放必须受到监督。然而,只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在苏联探视德国战俘,德国就拒绝我们的代表在德国进行任何探视。于是事件陷入僵局,整个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无法劝服苏联同意接受我们的代表入境。因此,二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获准在苏联探视德国战俘,也无法在德国探视苏联战俘。
在远东,1941年12月7日突袭珍珠港后,日军成功占领了近半个亚洲,关押了成千上万名战俘。日本不是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要求交战方遵守该公约所规定的原则。虽然日本政府表示了积极的意向,但该国有关当局却故意制造重重障碍,使我们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的战俘名单不完整,而且拖延了数月才送达;我们的代表未获准进入大多数战俘营,即便是获准进入,探视时间也有限,而且不允许代表与被拘留者自由交谈;最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获准向战俘发放足够的救济品。
因此,在远东冲突中,与战俘的需求和代表们为保护和援助战俘所做的努力相比,我们的工作成果实在有限而且微不足道(参见: )。
二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平民居民的援助工作
二战期间,平民居民受到的影响丝毫不少于陆海空武装部队成员。与战俘的情况不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具备为平民开展行动的特殊法律基础。
战争爆发以来,交战国拘留了其领土上的大部分敌方平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法让这些仅仅因国籍而被拘留的外国人根据规制战俘待遇的规则得到相应待遇。
大约17万人获得了这种保护,包括德国境内的 法国人或是后来美国境内的日本公民。由于这些被拘留的平民被置于战俘的同等地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他们提供的保护与援助与战俘完全相同。
在德国及其占领国,以任意逮捕、驱逐出境、扣押人质和即决处决为基础的政权体制盛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些迫害面前几乎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派代表去波兰(除了两次短期访问)或苏联,因此也就无法帮助到波兰或苏联居民。
战争爆发以来,华沙遭到轰炸,空战造成整座城市被毁,平民死伤无数。
德军的轰炸在逐步摧毁华沙和波兰其他地区,面对这一局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9月9日向交战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签署临时协议,旨在建立安全区为没有参与战斗的平民提供避难所。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响应。
继华沙之后,遭受轰炸袭击的城市还有鹿特丹、伦敦、考文垂,然后是科隆、汉堡、德累斯顿、柏林和东京,这只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几个地方,其他不胜枚举。
1940年3月12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呼吁,建议交战方签署双边协议,禁止攻击平民居民,特别是禁止旨在恐吓的轰炸。
1940年5月13日,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发动三天的攻势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次发出上述呼吁。这一呼吁毫无作用,德军针对各个城市的轰炸仍在继续。1943年7月24日至12月30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新发出反对大规模轰炸的呼吁,仍未得到任何响应。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5年9月5日发出呼吁,提醒各国注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不可逆危害。
平民居民也沦为饥荒受害者。为了向饥民提供救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联盟(现在称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决定共同组建一个机构:国际红十字联合救济委员会,将紧急物资发往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受灾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组织开展行动向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大西洋沿岸的小片抵抗区和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运送物资。
1941年至194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规模救济行动是在 开展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欧洲开展的工作挽救了数十万平民的生命。但在远东,尤其是中国,局势同样骇人听闻。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却没有足够资源开展大规模行动来帮助那里的人,代表们能开展的活动也极为有限(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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