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6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了一项公开呼吁，强烈反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使用毒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这种气体描述为“由科学完成的一项野蛮发明”，它主张“以我们能够掌握的一切力量反对这种只能称之为犯罪的作战方法”，并警告说这是“一种比有史以来任何东西都更为野蛮的举动”。

在同一年，一个叫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化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出于对世界人口很快就要超出全球粮食生产的极限的担忧，哈伯发明了一种将大气中的氮转化成农业肥料的流程。直到今天，大约20亿人的粮食供应还要依赖于这一流程。

但是，哈伯的天才并不仅仅被用在了粮食生产方面。他认为，化学也可以成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壕沟僵局的一种办法。哈伯相信一种新的作战手段的潜力，于是他在1915年4月22日军事史上第一次毒气攻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天，大约有150吨氯气在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的田野上吹过。它造成了数百名士兵的死亡，这些死者被描述为“在干地上被淹死了”。一旦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毒物的禁忌被违反了，交战的双方接下来就都使用了灼伤皮肤和导致失明的芥子气。

如果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未恢复对使用毒性武器的禁止，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如何呢？在那六年的战争岁月里，尽管许多基本的人道原则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所有交战各方都遵守了1925年议定书。有人会争论说，害怕受到报复是交战方不敢使用毒性武器的主要理由。尽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是由于害怕引起报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1925年议定书毕竟划出了一条各交战方都不敢逾越的界限。

在战争中对使用毒物的禁止，尽管它是在1925年议定书中才成为成文的法律，但是该规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它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的伦理和文化系统的作战规则之上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根据惯例遵守禁止使用毒物和毒性武器的规则。在公元前500年，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一千年之后，撒拉逊人从《可兰经》中总结出的作战规范专门对下毒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

公众对于毒气战的憎恶（这一点反映在了191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呼吁中）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呼吁，推动了相关外交活动，并最终于1921年成就了我们今天正在纪念的这个条约。

该条约的通过已经80年了。我们必须说，自1925年以来，尽管存在少数一些臭名昭著的违反事件，但1925年议定书中所规定的禁止毒性武器的规范在自该议定书通过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武装冲突中（数百场武装冲突）都得到了遵守。但是，我们今天的责任并不仅仅是庆祝这一功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足够警醒，以至于我们能够确保在战争或在其他任何敌对行动中永远都不会再出现施放毒物或蓄意传播疾病等行为？我们必须冷静地自问：在近期的技术进步和政治发展面前，《生化武器公约》的机制是不是仍然是足够健全的？

弗里茨•哈伯的工作让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有关科学进步的一个残酷事实：几乎所有的重要进步，无论它发生在哪个领域，都被用于了敌对的用途。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人类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药理学方面取得的许多有益的进步被用于了敌对目的，那么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物科学方面的进步将会使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它们的制造会变得更容易，使用起来更安全，也更难被侦测到，因此，对于想计划一次攻击的国家、团体或个人而言，这些武器也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它甚至可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远距离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或影响人们的生殖力。将药剂作为武器来使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它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悲剧性的结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种生物战剂就会具有锁定特定种族群体的潜在能力。这些景象并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是已经得到了不计其数的独立专家或政府专家的确认。正是出于这种担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2002年9月又发出了一项关于“生物技术、武器与人道”的公开呼吁。此项呼吁包含了三方面的信息：首先，它提醒人们注意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某些进步所固有的潜在风险；其次，它强调了有关禁止施毒和蓄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重要性；最后，它强调了各国政府、科学界和产业界负有责任防止将科学进步成果运用于造福人类以外的目的。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项呼吁的回应情况可谓是喜忧参半。大多数令人鼓舞的回应来自科学家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院，他们已经开始考虑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滥用的风险以及他们在防止这一结果发生方面所承担的法律与道德义务。不幸的是，生物技术和制药工业领域许多重要的组织并不情愿进行有关它们的研究和产品可能会被滥用这方面的讨论。然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促使相关产业制定负责任的行为“宪章”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

《生物武器公约》的各缔约国正努力确定一系列防止和制裁违反该公约规定行为的措施，我们对此也表示欢迎。但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关于通过一个监督《生物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议定书的努力尚未取得成功，而这一点继续影响着国际社会在制定有关急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面达成协议。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使用生物和化学战剂的可能性，但必须承认，这只是滥用生物战剂的众多威胁中的一种，而要对这些危险进行全方面的应对，其法律框架必须要将1925年议定书和《生物与化学武器公约》包含在内。

考虑到具有潜在威胁性的战剂和它们的释放及扩散方法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以及能够获得这些战剂的行为人的多样性，人类面临着在与施毒和蓄意传播疾病行为所作的斗争中失败的风险。但这种结果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通过强调共同行动来减少这种风险，这些共同行动包括重申现有的法律与伦理规范，并且不仅要将政府专家而且也要将所有相关科学家和相关产业都纳入合作性的防范行动中。

公众的憎恶、伦理规范、行为准则、法律以及实用预防措施都是人类用于保护自身不受施毒和蓄意传播疾病行为危害的工具。人类在过去的世世代代中，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一直是这样做的。目前，这些保护手段受到了削弱，这或者是由于疏忽，由于受到发展一种新型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诱惑，由于主要强国之间的政治僵局，或者是由于将执行这些规范的职责完全交给科学家。无论原因为何，传统保护手段的削弱并不符合人类的利益。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2002年的呼吁书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鼓励你们思考我们所有人所处的历史关头，并牢记我们的共同人性”。

包含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以及在此议定书基础上通过的两个公约中的规范是国际人道法中最古老、最重要的要素。我们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了这些规范。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仅有法律文件是不够的，因为法律规范并不是自动实施的。它们所要求的警惕性和责任感不能仅仅局限在这间屋子里，而是应该扩及到政治领导人、新闻记者、更广泛的公众、相关领域的每一个科学家、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者以及相关产业和私人公司。在未来的日子里，1925年议定书可能会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种风险，绝不能削弱规则或拒绝承担职责。化学战和生物战的某些后果已经广为人知。我们并不需要重新见证这样结局甚至是其他新的恐怖结果才能使所有应负责的行为者承担起它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