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历史会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点发生。几年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得不费力地在地图上搜寻关塔那摩湾的位置，而现在美国在古巴的海军基地已经作为其拘留中心所在地为全球广所知。坐落在巴格达城外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也是如此，在那里伊拉克被拘留者在美国士兵手中遭受的虐待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公愤。在通常所称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已经成为全球舆论下“心灵与良知”的重要战场。

同时，他们把公众的关注聚焦于对战俘和其他被拘留者的探视上，这一活动数十年来打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身份与形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探视了在大部分武装冲突以及不计其数的国内紧张局势和政治动荡情况下被拘留的战斗员和平民。200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探视了近80个国家的拘留场所，那里关押着570,000名被拘留者。然而，人们对这些探视活动却知之甚少，主要是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极少提及它在监狱大墙背后的所见所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的首次探视，是出于关注这些人脆弱性的动机。那些被拘留者远离家乡又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只能任由其拘留者支配。从那时起，保护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被拘留者的国际法有很大发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被拘留者的接触亦如此。然而，支持其拘留探视活动的法律职责却依然很有限。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日内瓦公约》明确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战俘与被拘留平民的权利。在内战或未达到战争级别的内乱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仅有请求获准探视被拘留者的权利，而处于此种局势下的政府和其它各方没有义务接受此请求。

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许多探视活动都是在不再升级为战争的暴力局势下进行的。“我们想要探视哪个被拘留者取决于他们的需要与脆弱程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管拘留探视的部门负责人阿兰•埃施利曼（Alain Aeschlimann）称，“即使在不足以构成战争的暴力局势下，由于政治或种族原因而被拘留的人常常很容易遭受虐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干预以确保被拘留者受到人道且有尊严的待遇。”在国内或国际的监督机构，像司法部门、媒体、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或联合国均无法施加影响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有可能作为唯一的机构对监狱大墙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监督。

直接接触

监狱设置的目的就在于惩罚与控制，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处在社会的边缘。那里适用另一套规则：审问者、看守与被关押者的关系以及被关押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惩罚甚至暴力——无论被批准与否——超出了外面的世界所能接受的范畴。在预算方面，监狱从未享受优先，这经常会引发与拘留条件有关的问题。要想产生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它必须知道实施拘留的是谁（通常是政府但也可能是非政府团体），关押场所在哪儿（从被叛乱者控制的监狱到关押成千上万人的大型监狱），以及规制有关剥夺自由和拘留场所的准则是什么。

到监狱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就会视察包括牢房、厕所和厨房在内的房屋建筑，并登记下他们认为濒临危险或特别脆弱的被拘留者，如由于安全原因被拘留的人员以及儿童。他们与被拘留者单独谈话，并且也同监狱主管官员进行交谈，以从他们那儿了解有关拘留情况的看法。而且，通过红十字通信，他们让被拘留者与其家人保持联系。在后续探视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也核实了登记在册的被拘留者的下落以防止他们失踪。他们还询问那里的司法状况以及遵守基本司法保障的情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了解被拘留者自被捕后的整个在押期间所受的待遇。由于对被关押者的虐待总是秘密进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很少目睹酷刑，而是依靠单独谈话时被拘留者本人提供的信息。在报告被拘留者可能遭受的虐待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般无法提供不容置疑的证据，却旨在提供足够可靠的信息以保证有关当局进行正式调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仔细反复核对被拘留者提供的信息，并检查他们在身体上及心理上是否有受虐的迹象。除身体上遭受的伤害及痛苦外，酷刑也常常对被拘留者的心理健康造成深重的影响。这会导致意识混乱和迷失方向、睡眠障碍、幻觉重现、焦虑、沮丧和精神疾病。因此，医务人员参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务人员让被拘留者描述由虐待造成的症状，并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外貌，检查他们的身体及心理状态。对这些调查结果的分析有助于评估被拘留者所述事实的可信性，专门研究拘留中健康问题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乔纳森•贝农（Jonathan Beyuon）表示。“如果某个被拘留者说他一个月前如何被铁棍灼伤，我就应该看看这些烧伤的证据。”他解释道。“然而，实施酷刑的人越来越懂得如何避免留下任何有形证据而运用心理上的办法。然而，没有表面的体征并不意味着没有受到虐待。事实上，心理上的征兆也很能说明问题。”记录由酷刑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其复杂性，因为无论急性还是长期的症状都需要进行分析并与可能发生过的虐待相联系。

预警

代表们在探视时还会评估拘留场所的物质条件，主要是住宿、食物、水、卫生与卫生设施的质量，以及能否获得医疗服务。“有些地方的被拘留者死于营养不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拘留探视方面的顾问尼古拉•罗戈（Nicolas Roggo）称：“但是，对被拘留者的实际惩罚是剥夺其自由，而非剥夺其食品、水或卫生保健。”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欠发达与资源（如训练有素的监狱员工）不足常常引发上述问题。但确实也存在缺乏政治意愿来改善监狱条件的问题，因为帮助被拘留者鲜被列为工作重点。

当观察到上述问题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设法劝说拘留当局对确保拘留条件达到必要的最低标准负起责任。这往往起到预警的作用，使政府注意到以前被忽视的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与训练。一位曾接待过红十字国际位委员探视工作组的北爱尔兰前任监狱主管人员邓肯•麦克劳克林（Duncan McLaughlin）认为这点很关键：“监狱系统很少自行改进。监狱主管会说，‘我们一直如此行事。’我的经验是重大的改观往往源于外部的压力。”

如果当局未能及时行动以避免监狱中发生严重的人道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更直接地插手干预。这也常常给因触犯普通法而被拘留的人带来利益，虽然他们通常未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记录在册，也遭受到条件匮乏的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被拘留者最大的援助项目之一开展于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之后，那时监狱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嫌疑人拥挤不堪，很多人甚至没有地方坐。在那样的特殊情况下，巨大的需求和政府有限的反应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别无选择，只好为大多数被拘留者提供食品、水以及医疗服务。该组织甚至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帮助新建一座监狱以缓解过度拥挤的局面。这一做法可能存在的弊端是拘留当局一旦得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反正要插手干预以防止危机，就会完全拒绝为被关押者花钱。

与“大赦国际”或者“人权观察”这样的人权组织相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依靠秘密接触，而非公开声明和公开谴责，来说服政府处理其拘留场所存在的问题。它相信其在媒体关注之外的秘密做法，使得当局能够在不公开“丢面子”或政治化的情况下在监狱内部做必要的改进。但如果他们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不会公开予以批评这一点完全有把握，而刻意对其不予理会，又如何呢？阿兰•艾绪里曼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是有限度的。通过准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监狱，并接受他们的工作方式，当局承诺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呈报的如酷刑之类的敏感问题加以妥善处理。”当监狱当局缺乏倾听与行动的政治意愿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决定暂停其探视活动，或通过动员对拘留当局有所影响的其他各方来设法施加压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倘若符合一定条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可以就狱中情况发表公开评论，最重要的是该组织如相信这确能对有关的被拘留者有所帮助。 这种情况确有发生，虽然不多见。

保密性与透明性

自2004年5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份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秘密报告被媒体发表后，该组织与拘留当局的接触就受到了严格审查。未经该组织同意而发表的这份报告，强调了像在泄漏的照片中所展示的那种震惊世界舆论的问题。一些评论者指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故意把该报告泄漏出去以损害美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组织对其在阿布格莱布之所见的公然沉默是与美国共谋的证据：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恰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最大捐赠者。

阿布格莱布的问题说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与拘留当局的关系上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秘密对话而非公开谴责有助于其获准出入拘留场所，而且由于有关政府不必公开承认其过失，这的确还可以增加他们在监狱内部处理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局可以丝毫不去理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而假装该组织的公然沉默代表了对其拘留系统的公开认可。对此没有轻松的解决之道。对拘留当局持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可能致使当局阻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被拘留者接触，特别是在当局对批准探视并无法律义务的情况下。相反地，如果人们感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拘留当局的态度过于温和，该组织的独立性及中立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

阿布格莱布的危机还引发了人们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效性的疑问。评论者们指出，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活动对虐待行径毫无改观，那么这种探视究竟意义何在呢？ 对于那些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政府在拘留嫌疑人的问题上愈加有意回避人权问题与国际人道法的担忧，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增加透明度问题上压力日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朗恩布尔（Pierre Kraehenbuehl）称：“过去，我们常说，‘相信我们，我们在尽职尽责。’现在我们有必要证明我们正进行的工作确有成果。这让我们不得不证明，根据自身的标准确有成效，而没有掺加任何水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每年探视几十万名被拘留者是对其探视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对拘留理由进行质疑，或不愿对有关被拘留者的境况公开指责而感到沮丧。该组织辩解说，这会超越其人道职责。另外一些人对该组织相对于拘留当局的独立性有所质疑，或是无法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大多数被拘留者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到来以及它在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中所做的事情心存感激。“多亏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我们才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 摩洛哥的一位名叫阿里•纳杰卜（Ali Najab）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被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关押25年后获释，在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他们总是能够改善处境，而且，由于他们的机智与耐心，总能够帮助和安慰我们，并通过红十字通信在我们被拘留者和家人之间起到了生命纽带的作用。

弗洛里安•韦斯特法尔

弗洛里安•韦斯特法尔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传播交流官员。

另见相关网页：保护被拘留者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