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三言两语无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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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个国家像索马里那样频频引起误传。地缘政治术语轻易将其界定为“失败国家”。除此之外，我们大多数人也仅限于对军国主义伤感作品“黑鹰坠落”的了解。
 
对一些事情我们是了解的。自从1991年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政府倒台后，几次和平进程反反复复、断断续续。继而是旱灾与饥荒，200,000人因此丧命。混乱、流离失所，加之权利真空的状态引发了空前残暴的内战。战争至今时断时续。
 
若是我们期待更深的理解，对索马里部族系统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朝三暮四、相互重叠与纷争的忠诚归属那种混乱纠结状态。不仅如此，始于主要部族之间争夺权力的冲突已逐渐降格为无数小部族争夺资源的战斗。
 
简言之，三言两语是无法解析索马里的。
 
在某种意义上，去年两个雨季的歉收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参考框架，即饥荒的威胁。还是数字游戏一如既往地说明了第一要点。
 
在索马里，据说有多达两百万人濒临饿死的危险，大约400,000人为寻找食物而背井离乡。农民和牧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庄稼歉收、牲畜倒毙。包括肯尼亚东北部和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在内的受旱灾影响的地区总面积达到850,000平方英里。
 
然而正如暴虐的枪手和瑟缩的平民之类滥俗的电影手法一样，关于灾难的统计数字不能说明什么。这些东西具有诱惑力是因为它们能够把我们哄骗进一种熟悉的感觉，它们可以安慰我们，因为它给我们以距离感。这可以理解。
 
真实情况必然要复杂得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去年11月和12月进行的一线评估反映了异常严峻的水、生计和食品的危机。随后的紧急行动包括分发食品、家用物品和种子，以及救治患病的牲畜。超过一百万人从中获益。
 
但有报道称该国的许多地区已经赶上了长雨季（当地称之为大雨季gu ）。明天我要和英国红十字会的一位同事一起前往索马里，去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
 
   
 
对于救援工作者来说最有用的技能是对一些自相矛盾的事实的理解能力。今天清早我们坐在内罗毕机场中，观察来来往往的旅行者——入境的人露出时差带来的疲惫，出境的人显出日晒造成的黝黑。两小时后，我们红十字会的飞机降落在摩加迪沙南部郊外那太阳暴晒下污浊的K50飞机跑道上。这里见没有纪念品。
 
我最初的预想在我们着陆之前就被推翻了。我们沿着看起来盈满欲溢的朱巴（Juba）河降落。周围的景色是鲜绿的。“雨水很多。”与我们同行的索马里红新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微笑着说。
 
其实不愿意承认，我那寻找轻松现成故事的盘算陷入了失望的痛苦。我一直设法避免从一贯的角度来报道那快要饿死的、瘦骨嶙峋的儿童。过于露骨的灾难描写很少有助于理解。然而，这显然不会太简单。
 
我们在飞机跑道附近遇到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杜阿莱（Mohamed Ibrahim Dualeh），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索马里行动的中坚力量由13名一线官员构成，他是其中之一。四年前我在去摩加迪沙的一次一线考察途中遇到过他。在这里遇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很令人愉快的，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显然时事艰难。
 
在摩加迪沙伊斯兰民兵与强大军阀联盟之间的斗争引发了十年间在首都最严重的冲突。紧跟着旱灾，战斗接踵而来，真不是时候。
 
我们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巴科勒州（Ba kool）、希兰州（Hiran）和加勒古杜德州 （Galgadud）。在正常的年景，牧民们往来穿梭于这个边境，寻找被雨水滋润的肥沃牧场。去年由于边境两边都干旱少雨，他们就无处可去了。
 
东面是拜州（Bay）、中朱巴州（Middle Juba）、下朱巴州（Lower Juba） 和盖多州（Gedo）。农民和放牛的牧民混居在这里，依赖在边境与肯尼亚进行贩牛生意过活。但一旦肯尼亚东北部的降雨也不足，牲畜市场就瘫痪了。
 
我们往南进入下谢贝利（Lower Shebelle）州，它坐落在朱巴河与谢贝利（Shebelle）河之间。这里曾是索马里谷物的主要产地，但正是它河岸比较肥沃的耕地使之变为成千上万人的避难处。他们抛弃家园和农田，杀掉牲畜，为躲避干旱和索马里各部族之间的连年战乱而逃到这里。
 
我们出发南行，一辆丰田皮卡载着我们的13个卫兵紧随其后，他们都荷枪实弹，装备着AK-47s冲锋枪和使用弹药带的俄制PKM机枪。在全球仅有索马里和车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雇用武装护卫的两个地区。考虑到绑架和抢掠的威胁，碰运气就太危险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索马里开展行动以来，以其灵活高效地应对1992年饥荒而赢得了广泛尊重。但每况愈下的安全局势迫使它在1994年将其代表处迁至内罗毕。自那时起，它愈加依赖像杜阿莱这样的一线官员。他们熟知内部信息，又与索马里社会各界保持着广泛联系（从军阀、部落长老到民众团体），这为工作接触提供了独有的便利。
 
在继续前行大约5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布拉瓦（Brava），那里曾经是连接阿曼和桑给巴尔（Zanzibar）之间阿拉伯贸易通路的主要交易港。许多气派的斯瓦希里建筑，还有意大利殖民建筑的遗迹，都保留了下来。
 
阿卜杜拉希•哈拉尼（Abdullahi Halane）接待了我们。他曾是巴雷政府的地方长官，并在该政府倒台后仍设法留任原职。他现在担任地方领袖，在完全自行其是的民众中设法确立某种权威。
 
他估计自去年年底以来有大约20,000名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已经转至下谢贝利州，这给他们寄居的社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些地区本来就已经被暴涨的食品价格和瘫痪的牲畜市场搞的资源匮乏。
 
“一周又一周，逃避旱灾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不断增加。然而农民在收获前将没有粮食吃，牧民的牲畜也很虚弱、不能产奶。”他告诉我们。
 
   
 
我们很早就动身去参观一个由索马里当地慈善团体为流离失所者开办的施饭站。虽然部族纷争已在政治上把该国搞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样的部族组织结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注重共享与相互支持。
 
慈善团体最初设立了7个这样的施饭站，主要由旅居海外的亲戚和乡邻通过汇款资助，——侨汇基金是索马里非官方经济来源的支柱。但是捐款无法满足饥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现在仅剩下3个施饭站。
 
“这里很多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无法回到家乡。”当志愿者把一份份米饭与豇豆盛于盘中分给大约200名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时，施饭站的管理人员巴希尔•穆哈默德（Bashir Mohamed）对我们说。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今天的唯一一餐。尽管下谢贝利没有遭到最严重旱灾的破坏，它确实首当其冲地安置了成千上万逃至此地的人。
 
“下雨确实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 努尔托•奥马尔说。这位27岁的寡妇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步行85公里来到较为安全的布拉瓦。“但我们还是失去了一切，未来看起来也没什么指望。”
 
努尔托住在布拉瓦的4个流离失所者营地之一，这里比临时搭建的一片小棚小屋实在好不了多少。在3月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把食品定量配给大约8,500个家庭。还分发了防水油布和毯子以供避难之用。在7月的收获来临之前，预计还将进行另一轮分发工作。
 
然而，尽管到那时，努尔托与像她那样的人还是要面对非常不安稳的生活。她这样的故事突显了在索马里发放重要救济物资的严峻挑战。雨季来临可能意味着这一紧急救援阶段已经过去，但还是有巨大的 长期需求。很有可能再次出现干旱少雨，冲突可能继续上演。
 
“我们想要自立，但是无论如何直到下一次收获之前都没有东西吃。”在穆杜尔布拉瓦（Mudulbrava）附近的另一个营地中一位叫马卡•阿里•努尔（Maka Ali Nur）的54岁妇女说。像马卡一样，大多数索马里人都被冲突搞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和平、秩序和稳定。我们也知道这没有舶来的解决办法。索马里人必须自己同意建立一个政府。”
 
2004年各方的军阀、部落长老和民间领袖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促进该国建立起一个新的过渡议会。但是它还没有行使任何重要的权力，也还没有确认将被设在何处。能对马卡这样的人有所帮助无疑仍是任重道远的。
 
我们离开布拉瓦向南进发。该地区曾经是索马里香蕉种植业的中心，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不必走太远就见到了在上世纪90年代被劫掠捣毁的许多商店硕大而畸形的废墟。少数富有的商人和军阀还管理着种植园，但是索马里战时经济的利益仅仅属于被眷顾的少数人。
 
   
 
我们在另一个滨海城镇——梅尔卡（Merka）过夜。它是一段美丽海岸线上的一个亮点，过去曾是受摩加迪沙富人阶层青睐的周末休闲之地。明信片般的全景画面现在却被失事油轮那生锈的残骸破坏掉了。这是一座为索马里那已被遗忘的四分五裂的历史矗立的无声的纪念碑。
 
我们的第一站是瓦雷尔马莱（Warermaleh）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4年在那里修复了一个手掘井，被当地居民和最近涌入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在这样一个总为资源而战的国家，在全国主要的紧张地区提供用水是红十字会在当地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也是食品分发工作如此棘手的原因。如果发放的少了，帮助脆弱人群的人道职责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发放的太多，你不但会冒着扰乱国内市场的危险，而且还可能为紧张和冲突的加剧创造条件。事实上，过分的恩惠会适得其反。所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发放工作将于7月结束。这是合情合理的。
 
在瓦雷尔马莱与一群流离失所者的交谈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两个月前的一次种子分发工作后，大约100个家庭得以返回家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会及时进行耕种以赶上在雨季来临时获益。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们的一线官员杜阿莱带来消息称我们的航班将提早降落，所以我们需要动身。时间这么仓促，真令人沮丧。
 
但是我们还有一站要停。在距离飞机跑道13公里的布洛谢赫（Bulo Sheikh）村，他们正着手为大约400个家庭分发食品。我们不能久留，但这是一个与索马里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见面的机会，没有他们许多行动将无法开展。
 
“我始终愿意支持我的索马里同胞。”阿卜杜勒•马吉德（Abdul Majid）说，他自1988年起就一直是一名志愿者。用一个陈腐的诱导性提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出这类答话，但无论在哪里遇到红十字组织，我总不禁对红十字志愿者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他拿出一把金合欢豆荚给我们看，介绍说它被这里的许多人当作一顿正经饭吃。这种野果在非洲确实是数百万人的主食。问题是对许多人来说，没有别的东西吃。
 
我们回到K50飞机跑道并与杜阿莱道别。他竟然清晰地记得我的上次来访，这让我很感动。我们握手并共同表示期待下次相见。我只能寄希望于下次他将会带我参观一个至少实现了些许和平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