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1994：“在那种情况下，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快吓死了……”

我不打算在此介绍卢旺达的历史，但我想简要回顾几个关键事件：

• 1959年：胡图族起义
• 1962年：独立
• 1973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发动政变
• 1990年10月：卢旺达爱国阵线与政府军之间爆发冲突
• 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遭暗杀
• 1994年7月4日：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基加利并夺取政权

1993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科内利奥•索马鲁加先生访问卢旺达，并会晤该国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我还记得那次会面的一个小细节：当索马鲁加先生提出杀伤人员地雷（当时该国散落着大约三万枚地雷，特别是在北方前线地区）及其对平民造成的骇人后果时，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回答说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他看来，“把人民心里的地雷清除干净比在小麦地或马铃薯地里排雷更为重要。”

当时，我刚到卢旺达才两周时间，但仅从这个比喻中就学到了两条基本真理：一是花哨的修辞并非只是诗人的特权，国家元首在正式会晤中也会冒险使用；二是卢旺达人的心已被埋上地雷，随时可能在鲜血与愤怒中爆炸。

和平协议

在索马鲁加主席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先生会晤一周后，卢旺达国家领导人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叛军首领亚历克西斯•卡尼亚伦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订和平协议。1993年8月4日，对各方而言，一切都似乎还不错。

我了解到……卢旺达人的心已被埋上地雷，随时可能在鲜血与愤怒中爆炸。

回想当时国际社会高层对和平协议的签署抱着近乎癫狂的盲目乐观，这促使我在不久前重读了一遍伏尔泰的《老实人》，其中有一段，他用讽刺加半开玩笑的语言描述了战争场面：

“再没有像这回两边对垒的军队那样的精神焕发、漂亮、敏捷、起劲的了。军号、军笛、军鼓、大炮合成了一种在地狱底里都听不到的闹乐。大炮一来就叫两边一家放平了六千人；枪的对击又从这完善的世界的地面上取消了靠万条性命。枪刺也是好几千人的致命的一个充分的理由。一起算下来有三万光景灵魂升了天。在这阵烈烈轰轰的屠杀中，赣第德，浑身发抖得像一个哲学家，只忙着到处躲。

等到两边国王下令吩咐各自的军队唱赞美诗的时候，赣第德决计跑走，想到别地方再去研究因果的问题。他在死透的夹着死不透的尸体堆里寻路，走到了邻近一个村庄；这村庄已经变了火灰，因为这是阿白莱的地方叫保尔加里亚人放火烧了的，那是打仗的规矩。这一边，受伤的老头们眼看他们的妻子，紧紧地把亲儿女们搂向她们血泊的怀里，当着面叫人家屠杀了；那一边，他们的女儿们，肚肠都叫搅翻了的，正在喘着她们最末了的一口气，总算替保尔加里亚英雄们天然的要求尽了义务；同时还有在火焰中烧得半焦的，呻吟着只求快死。地上洒满了脑浆、臂膀、腿。”

卷土重来的暴力

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遭暗杀，这并不是“烈烈轰轰的屠杀”（引用伏尔泰的原文）开始的最早信号；其实早在1993年8月就出现了征兆，那是在阿鲁沙和平协议签署仅几个星期后，大约50名农民在该国北部被杀害。

达莱尔将军指挥的联合国部队成为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恶意嘲弄的笑柄，无力为避免这场大屠杀带来任何转机。

1994年1月和2月，基加利接连陷入卷土重来的暴力事件中，当时，两名重要政客也遭到暗杀：公共工程和物资供应部部长费利西安•卡塔瓦西，以及胡图族极端主义政党共和国防卫联盟主席马丁•布夏纳。政府军和卢旺达爱国阵线部队之间的谈话破裂并导致交战方在该国北部发生小规模冲突。

流言四起，外交圈也不例外，据说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

复活节前夕，流言四起，外交圈也不例外，据说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1994年4月4日，朱塞佩•贝尔泰利（Giuseppe Bertelli）教廷大使阁下召见我。他证实了那些传闻并建议我保持警惕并准备应对。两天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4月6日晚大约8点钟，一架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的飞机在基加利机场上空被一枚导弹击落。

国会大楼遭到攻击

当时，我在基加利市中心的国会大楼与卢旺达爱国阵线首领举行会谈，自1993年12月28日（这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婴节）以及阿鲁沙和平协议签署以来那里一直是反对派总部。

有两个同事和我在一起。我们在进水的房间角落里过了一夜，政府军向这栋建筑发起了攻击，不断发射子弹和炮弹，我们在周围堆起沙袋来保护自己。我们听说了事件的戏剧性转折，因为在总统飞机失事后不到一个小时，卢旺达电台就播报了事态进展。

立时之间，卢旺达人被嗜血的疯狂冲昏了头脑。第二天也就是4月7日早晨，我们看到第一批平民遭到系统性屠杀时认识到了这一点。

立时之间，卢旺达人被嗜血的疯狂冲昏了头脑。第二天也就是4月7日早晨，我们看到第一批平民遭到系统性屠杀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国会大楼内部，卢旺达爱国阵线成员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焦躁，他们和我们一样只能无助地目睹大屠杀的发生。我看到，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冲着联合国士兵发火，希望他们干预或允许爱国阵线战斗员干预。但是联合国士兵不为所动，丝毫不肯让步。他们可能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

紧张局势在之后的每个小时不断升级。我的两个同事不断向我提问，而他们自己也被妻子的电话不断轰炸——当时电话还可以用。我们感到完全被困住了。

成为军事目标

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人待在国会大楼里使我们成为军事目标，而离开大楼意味着要面对子弹和路障并且要信靠不确定的神恩。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当时在场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联合国官员都说我们是鲁莽的笨蛋。

塞利纳在《茫茫黑夜漫游》中这样写道：“当世界上一切都是非颠倒的时候，当你讯问为何惨遭杀害而被认为是发疯的时候，把你看成疯子显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总得使人相信才行啊。有些人为了避免粉身碎骨，确实动足脑筋，想出了绝招。”

用塞利纳的那段话来描述1994年4月7日下午1:30那时的情形，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去接了一位被困在某代表处住所的同事穆里尔之后继续前进。在经过一个路障时，酒醉的政府军士兵拦下我们，并要求搜查我们的车。我下了车，并向已经烂醉的军官（通常军官都会比手下的人多分到一些啤酒）介绍自己。我和他握手并问他的名字。他拒绝告诉我。在那种情况下，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快吓死了。必须保持冷静，看着对方的眼睛并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无论你怎么表达出来。

我冷静地对酒醉士兵说，我和国防部长奥古斯丁•比齐马纳（Augustin Bizimana）以及参谋长泰奥尼斯特•巴戈索拉（Téoneste Bagosora）上校住在同一个社区，并且我肯定会把他们部下的不当行为告诉他们。
士兵似乎因我认识他的上级而改了主意，允许我们通过。可我仍惊魂未定，两分钟前，他还用轻机枪指着我的肚子。至少在动足脑筋、发挥想象力方面，塞利纳说得一点没错。

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刚一遇难，大规模的掠夺和杀戮就开始了，不仅是在我们大多数代表居住的地区，而且遍布整个基加利。抢劫、清算、趁火打劫、强奸、种族谋杀和政治暗杀使这座城市变成了屠宰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恐怕除了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之外，再没有见过类似的残酷场面了。

国际部队撤离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暴民歇斯底里带来的恐怖，犯罪和破坏活动集体大狂欢，以及街道上甚至是家里发生的大规模人道惨剧，从4月10日起，所有使馆、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发展合作项目纷纷停止工作，通过空中或陆路撤离该国，只留下那些心烦意乱的卢旺达本国员工。

勇气可嘉的达莱尔将军手下几乎没剩下什么资源或职权可供调用。

4月6日之前，联合国部队有2500人驻扎在卢旺达。之后，人数减少到300人左右。因此，勇气可嘉的达莱尔将军手下几乎没剩下什么资源或职权可供调用。

1993年8月4日《阿鲁沙和平协议》设立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和后勤的空壳。

与此同时，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将代表处所有代表集中在一起，并撤离非核心员工。

撤离大屠杀伤员

在卢旺达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们也开始将伤员撤离到附近学校，我们已经将那里变成一个战地医院。我们或多或少意识到在这样的暴力局势背景下疏散和照顾伤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席卷卢旺达的暴力事件并不是通过关押或伤害敌人来解除其威胁，而是简单粗暴地用大砍刀或螺丝刀袭击并杀死他们。我们救下的伤员都是杀手们（尤其是联攻派民兵）没来得及干掉的幸存者。
1994年4月，我们的救护车两次被民兵路障拦截，伤员被强行拖出，在我们的眼前被杀害。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宣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运送了“装扮成伤员的共和国敌人”。我们立即进行解释、抗议，应我们的请求日内瓦总部发布新闻稿，得到了西方媒体的转载。这在卢旺达立刻产生了效果：该国政府和媒体做出调整，开展了有关伤员获得救治权利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责的宣传活动。几天后，我们的救护车可以在基加利不受阻碍地通行了。

根据我们临时医院的统计，救护车伤员遇害事件曝光使我们在 1994年4月10日至7月4日之间多挽救了近万人的生命。

“一毫米人道”

在这场短短三个月内就有近一百万人丧生的冲突中，一万人这个数字实在微不足道，好比是数公里的恐怖长廊上短短一毫米的人道。我们冒险保护这一毫米人道是否值得？我们又有多少人会带着塞利纳的感伤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呢？

“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的各个方面。我不替战争悲叹，我不对战争逆来顺受，我不为战争哭哭啼啼，我压根儿反
对战争，包括所有卷进战争的人，我与他们毫不相干，我与战争毫无关系，即使他们是九亿九千五百万，而我是只身一人。他们错了，我对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想死。”

那些撤离的人、外交官以及来自合作项目、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都会赞同兰波所说的，“最好是离开这个癫狂横行的大陆，不再为恶人提供人质。”

我们绝大多数卢旺达同事已经搬到代表处住，其中许多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如果我们撤离，他们该怎么办？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这里后，已经有数十万人逃离基加利和周边地区。他们是否会饿死在路边？

医院每天收治100名伤员

在遭到叛军炮轰后，基加利市立医院关闭。在90天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院每天收治100名伤员。绝望的酒醉民兵频频威胁医院，叛军也会轰炸这里。当时的场面真是活脱脱的一部未出版的《地狱一季》。兰波的话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软弱或是坚强：在此，你必须坚强。你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去：深入一切，应付一切。如果谁都不杀你，还不如成为一具僵尸。”

这或多或少就是我们在基加利及卢旺达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我们出发、进入、站稳脚跟，而不是离开。我们出去开展工作，而不是关门闭户、独善其身。我们开展对话，并且在卢旺达这样的地狱里，我们与所有恶魔对话。

基加利地区急需柴油，用垃圾货斗将尸体运走的卡车需要燃料。我们提供了燃料。三个星期后，该市的一位官员私下告诉我们，他们从基加利一地就已经运出了67000具尸体。

由于氯和硫酸铝的短缺，基加利供水中断。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物资，使中心泵站设施多运转了两周时间。

政府军撤离基加利

到四月中旬，临时政府已从基加利向南撤离到吉塔拉马。那场面真是令人动容，所有政府官员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哭号的孩子们，撤离位于基加利中心的外事饭店。一位执政党官员汽油不够用。我在代表处当着所有惊慌失措的当地雇员的面给了他一些汽油。

毕竟，即使是这些部长之间，在这样的时刻，也需要一点团结精神。

一位部长没有车，请我帮忙。我帮助他搭了另一位部长（我的一个熟人）的顺风车。毕竟，即使是这些部长之间，在这样的时刻，也需要一点团结精神。这很可悲。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外事饭店的贵宾全部撤离后，我回到代表处，拿起了阿蒂尔•兰波的另一首诗细细阅读，那是我在基加利读过好多遍的诗，题为“清晨”，也选自《地狱一季》：

我难道没有一次英勇、美好而又虚幻的青春，幸运地写在金页片上？出于怎样的疯狂、怎样的错误，现实中我才如此虚弱？你们说野兽因悲伤而抽泣，病人绝望，死者被梦魔折磨，那么，请你们也讲讲我的沉沦与昏睡的缘由吧。我再也无法说清自己，就像乞丐无从解释他
们念诵的《天主经》、《圣母经》，我连话也不会说了！

不过今天，我和地狱的缘份已尽。那确曾是一座地狱；古老的地狱，人子打开了它的大门。

同样的沙漠，同样的夜，我又在银色的星辉下睁开疲惫的双眼，而生命的主、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心、灵与思想依然无动于衷。我们何时才能在沙滩与群峰之上，向着新的劳动、新的智慧致敬！为暴君、魔鬼的逃亡，迷信的终结而欢呼——成为最初的使者——迎接人
间的圣诞！

天国之歌，人民的脚步！奴隶们，我们从不诅咒生活。

86年的波亚克5块钱一瓶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我们的行政主管让•帕斯卡尔•查帕特（Jean Pascal Chapatte）以5块钱一瓶的价格买到了一些1986年的波亚克。据说高档商店和大使官邸都遭到了洗劫。我梦见自己不在基加利；我独自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家本笃会修道院里，那里着火了，场面非常壮观。

几天后，我们在吉塔拉马成立了代表分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该国最大的天主教大本营卡布加伊成立的。

常常会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精心组织、目标明确的夜袭中悲惨地死去。

卡布加伊有一所医院和几栋为近35000名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大楼，他们大多是图西族人，面临着群情激奋的暴怒，处境非常危险。常常会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精心组织、目标明确的夜袭中悲惨地死去。

问题非常棘手。我曾有好几次从基加利到卡布加伊，与政府和宗教当局举行会谈。我带着部长和军官一同前往，好让他们意识到灾难的规模以及人们（无论属于哪个族群）的生活条件是多么不人道。

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太缺乏组织性而且麻木不仁，最终无法阻止谋杀的愚蠢行为和系统性屠杀，甚至有些人还做了帮凶。我说有些人，是因为在1994年7月初倒台的胡图族政府中我还是遇到过一些不带种族仇恨的有理智的人。

比如说，一位部长曾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亲自前往吉塞尼附近的孤儿院，在卢旺达武装部队一位高官的全力支持下，使近300名儿童免于杀戮，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不久前遭到屠杀。

一名挽救数百平民生命的官员

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性情温和、头脑开明的官员，他们愿意交谈但却被某些同事的自杀和谋杀行为逼得绝望。

我首先想到的是代表处的联络官员弗朗索瓦•蒙延冈戈（François Munyengango）上校，他一个人就帮助挽救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生命，其中包括在该国南部布塔雷有生命危险的600名孤儿。上校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可能正因为如此国防部长任命他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络官。他几个月后去世了；愿他安息。

我还想到某些政府部门，他们在我们的耐心劝说下，顶着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施加的巨大压力，竭尽全力防止尼亚鲁希希营地的大约9000名平民遭受杀害，这些人是整个尚古古省仅有的图西族幸存者，后来他们得到参与绿松石行动（Operation Turquoise）的法国部队的保护。

三个月之内发生的自相残杀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要试图淡化卢旺达的悲剧。卢旺达所发生的一切绝对是残忍的、不可接受和无法言说的。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卢旺达人就将自己斩尽杀绝了。

通过讲述这些实例我想表达的是，即使在无尽的恐怖之中，我也遇到了勇敢的人们，他们非常冷静清醒，他们虽然明确知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种族屠杀，但他们还是为其他人提供帮助。

我还想说，西方媒体将卢旺达悲剧描述为种族冲突，这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分析。

当无法解决涉及分权的政治问题时，将种族问题拿出来说事儿是很容易而且非常方便的。卢旺达的种族问题，也许只是被少数政治家或军事领袖作为烟雾弹，这些人不愿意任何人损害他们在哈比亚利马纳式的民主下隐忍20年才获得的特权。

遭受世间痛苦煎熬

正如所有这类情况一样，悲剧导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从来都不是由当权者来承担，而是由路人、农民和文盲来买单，他们全盘接受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机构的疯狂宣传，就像吞下天赐的食物一样。熬过“地狱一季”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真正遭受世间痛苦煎熬的也是他们，无论他们身在萨拉热窝、阿富汗、利比里亚还是卢旺达。

加亚尔先生，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在广岛事件之后也有幸存者。

在读到兰波大声疾呼“奴隶们，我们从不咒诅生活”时，我想到了这些人。一位卢旺达爱国阵线高级将领（后来当上部长，如今是卢旺达驻欧洲大使）1994年4月下旬在向我通报局势时，可能也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他说：“加亚尔先生，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在广岛事件之后也有幸存者。”这些话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就像岩石断层中的透明冰块一样。

在可怕狂欢的人群包围下，遇到一个冷静、思维清晰不愿向他人袒露伤口的人总是令人感到惊讶。对于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与当权者频繁接触的人，政治和军事需求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导致他们别无选择。

在卢旺达和邻国

在此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坦桑尼亚的恩加拉开设了一个代表分处，援助近30万名在卢旺达爱国阵线挺进之前逃离的胡图族难民。这些难民中，可能也有许多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民兵。

我们还在扎伊尔的戈马和布卡武开设了代表分处，帮助该国西部鲁亨盖里、吉塞尼、基布耶、尚古古和基贝霍的流离失所者。需求巨大，民兵的攻击性难以遏制。

目前我们在全国六个地方（包括政府军和叛军控制区）以及卢旺达与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等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开展工作。

同样，我们也在乌干达的卡巴莱开设了代表分处，以便援助该国北部的平民，这里也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叛军的控制之下。整个地区几乎都被废弃了：不到五十万居民，大多挤在临时营地中。虽然一个月前我们还在不断问自己是否要撤离卢旺达，但目前我们在全国六个地方（包括政府军和叛军控制区）以及卢旺达与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等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开展工作。

我们在基加利的医院并没有空下来。相反，它挤满了伤员。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决定开始将康复伤员从我们在政府军控制区的临时医院转移到前线另一边叛军控制区的费萨尔国王医院。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帮助下，我们在两天内对费萨尔国王医院进行了打扫，并开始转移伤员。

我们必须经过多个联攻派民兵设置的路障。这是一个棘手且危险的过程。起初，我们只是转移受伤的胡图族人，后来几次将图西族和胡图族人巧妙地混在一起转移。当我们转移的伤员中只有图西族人而没有胡图族人时，就会很麻烦。几天前，卢旺达爱国阵线叛军在前线分界桥上袭击了几个联合国士兵。我们就在这座桥的正中间被总统卫队和民兵设置的路障拦了下来。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民兵爬上货车高喊着“蟑螂！蟑螂！”（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蔑称）

我一度觉得，我们是奔着屠杀去了。我请求总统卫队的一名卫兵使用无线电联系他的上级，希望获得批准允许我们通行。他并没有这么做。我只得跳上我的车，开到卢旺达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一名上校在小纸片上用卢旺达语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他说：“这个应该管用……”我又返回桥头。还好大家都还活着。我把那张纸递给总统卫兵看。无线电呼叫。无休止的等待。终于听到那句“好，你们可以过去了”。

“你带回了我的兄弟！”

我们得以继续前进。我吓得脸色煞白。现在，我们必须穿过叛军路障。其中一个人爬上卡车，然后又爬上拖车。当他下来时，眼中泛起泪花。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带回了我的兄弟。你带回了我的兄弟。”我笑了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霎时间百感交集。在卢旺达的那段经历之后，我再没参加任何“家庭团聚”——将那些因战争而离散的家人聚在一起的“特殊时刻”。在看惯了恐怖场面之后，我一下无法面对美好的时刻。他们总是令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事推进速度令人震惊。到五月底，叛军夺取了比温巴、卡雍扎和卢瓦马加纳。他们控制了坦桑尼亚边境地区。他们越过布格塞拉并在布塔雷以北与布隆迪接壤地区切断了通往基加利的道路。四月中旬从基加利撤到吉塔拉马的政府当局，如今已经放弃吉塔拉马逃到扎伊尔边境的戈马。

几天后，卡布加伊和吉塔拉马落入叛军手中。在卡布加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们安然无恙，在我们设于主教官邸的临时医院中那些因无法站起来行走而没和大部队一起逃离的政府军伤员也安然无恙。

医院被迫搬家

叛军迫使代表们离开被认为过于危险的卡布加伊，前往南边的尼安萨。我指示他们服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命令。代表们与所有战伤伤员一同搬到尼安萨。政府军伤员被卢旺达爱国阵线视为战俘。此外，近30000名在卡布加伊流离失所的平民，大多为图西族人，历经近两个月真实的噩梦，仍然活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已经不算少了。

我们在基加利的处境最艰难。五月中旬，我们的一支运粮车队在离开基加利前往吉塔拉马途中，被卢旺达爱国阵线蓄意当作攻击目标。整整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代表皮埃尔•格拉茨尔（Pierre Gratzl）、弗朗索瓦•康拉德（François Conrad）和伊恩•斯特凡斯基（Ian Stefanski）遭到子弹和迫击炮的连续袭击。皮埃尔•格拉茨尔被爆炸弹片炸伤腹部。达莱尔将军应我们的请求派遣两辆装甲车及时赶到现场救了他。皮埃尔•格拉茨尔在我们医院接受了手术，那天，我学到了一个新词：剖腹术。

皮埃尔•格拉茨尔是我的同学。我们认识27年了，我曾偷偷怀疑（虽然像我这么不自信的人很难说出这样的话），若不是我在那儿，皮埃尔•格拉茨尔大概不会同意到基加利这样地狱一般的地方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他真是对我太好了。

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细节

基加利的供水最终中断。之后，我们不得不去离代表处五分钟路程的一个水井打水。这确实是天赐的礼物，因为这使我们还可以天天洗澡。当死亡的气息围绕在你周围时，洗澡是很重要的。我的消化系统就像上了发条。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得清空肠胃。我洗澡时，都会把用过的洗澡水盛在一个塑料桶里。有时，我会蹲在浴缸里哭，眼泪和洗澡水一起滑落。然后，我把这些脏水倒进厕所，将我所有的排泄物一股脑冲进这座城市的下水道中。

请原谅我给你讲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其实，它们并不是细枝末节。这其中体现的不止是一些日常琐事，更能反映出人的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心理平衡，必须能够及时除掉你的粪便和眼泪。这样，身体的PH值和灵魂的PH值才会趋于正常。黑夜的酸楚消失后，你才能再次坚定地前行。

皮埃尔•格拉茨尔发生意外的第二天，我又迈开坚定的脚步继续向前。我忘了说另一个细节。就在事故发生前后，一枚迫击炮落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炸死两人，炸伤五人。真的太过分了。这些迫击炮都来自卢旺达爱国阵线。

关于尊重国际人道法……

在1990年10月冲突刚开始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已经正式向我们保证将尊重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和代表们的活动。

包括卢旺达政府在内的各方都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要与反叛运动保持联系。

1993年7月，索马鲁加主席会见了卢旺达共和国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亚历克西斯•卡尼亚伦圭。

1993年8月4日签署阿鲁沙和平协议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会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接触。是爱国阵线对我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如果可能，我们一定要与叛军举行高层会谈以找出答案。

与卡加梅将军举行会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行动部主任让-丹尼尔•托克斯从日内瓦飞往乌干达。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举动。人总是会非常感激自己的上级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自己。我有幸与我的朋友达莱尔将军和联合国大使何塞•阿亚拉•拉索沿公路乘车前往该国北部比温巴，在那里我见到了叛军首领保罗•卡加梅将军，并询问他是否可以允许让-丹尼尔•托克斯和我两天后与他见面。卡加梅将军爽快地答应了。

当你知道，只是因为有人射击技术差你才难逃一死，这好歹也是让人有点安慰的。

卡加梅将军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袭击你们。”我回答说：“将军，能知道这点真好，但请不要杀掉我们，即使是误杀也不要。”然后，我们都笑了。

当你知道，只是因为有人射击技术差你才难逃一死，这好歹也是让人有点安慰的。因为在那之后，还确实发生过几次误伤事件，其中一个重大失误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当时两枚炮弹正好落入我们医院的急诊病房，炸死了7名患者，重伤十余人。我怒不可遏。

人们在学习国际人道法课程时，应该也要辅修弹道学和弹药课程。但似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职责还不够广泛，无法涵盖对这种过于“激进”话题的讨论。

“快餐新闻”

我向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机构通报了我们所遭遇的不幸，希望能够提醒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枪手更加小心。

国际媒体，即使它们提供“快餐新闻”，有时也有其作用。无论如何，卢旺达爱国阵线也不愿意自己作为一个遵守国际公约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形象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毁了。

1994年6月底到7月初，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亚历克西斯•卡尼亚伦圭给我们发来两封信，要求我们将代表处和医院搬到基加利的另一个地方。我个人总是更愿意收到信件，而不是炸弹。这是我多年前就养成的习惯。一封伤人的信通常不会让你躺上手术台。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基加利已经被叛军团团围困，很快就要被攻陷。

我们回复了卡尼亚伦圭先生的第一封来信，询问他代表处和医院搬到基加利的哪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们没来得及回复他的第二封来信，因为1994年7月3日晚，一些政府军官三次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们的军队当晚会撤离基加利，并感谢我们勇敢地留下来并尽我们所能挽救生命。

前一天，一群全副武装的民兵带着一个图西族年轻女子出现在我们医院。他们对我说：“这女人是个护士。过去几周，我们把她留在身边，一旦发生任何事故，她可以照顾我们。她是敌人那边的人。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们不打算杀她。我们想，她留在你们医院应该比死了更有用。再见！”

我礼貌地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祝他们一路平安。有些奇迹是直击你心的。

与达莱尔将军的最后一餐

自7月4日黎明起，卢旺达爱国阵线军队可以在基加利所有地区自由通行。

我邀请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两名少校军官到代表处喝杯啤酒，他们欣然赴约。

第二天我离开了卢旺达，走之前和达莱尔将军吃了顿饭，他送给我一枚奖章。我将我的红十字徽章回赠给他，但我不忘提醒他无权佩戴。我们肩负着截然不同的使命，但与我们相比，达莱尔将军可能经历过相同甚至更为可怕的噩梦；他的手下有13人丧生，其中10人遭到极为残忍地屠杀。联攻派民兵还悬赏要他的人头。

自六月初以来，达莱尔将军已经不再能够穿越前线，他或多或少地被困在自己的大本营中。我记得，在基加利即将沦陷的那几周，将军好几次委托我们向政府当局送信，这说明政府当局与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之间的对话已经中断。

保持对话如同走钢丝

应该说，在1994年4月6日至7月4日期间，与卢旺达各参战方保持对话无疑已经构成我们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如同一直在走钢丝。

开展对话首先意味着倾听对方，尤其是当他们是因绝望而来到你门前时更要倾听。这意味着要充当参照点，甚至可能要一言不发，尤其要一言不发。进行对话意味着明白其他人如何理解你的话，如果他具有基本的理解力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一直在基加利参与持续对话，甚至是/尤其是在最糟糕的时期。对话为安全提供了比装甲车或防弹背心更好的基石。对话是开放和信任的标志。装甲车是恐惧、退缩和错误力量、侵略性力量的外在表现。对话反映的是冷静的力量，有时会使与你对话的人重新振作。

成功使命的关键

内部协调是使命达成的另一个关键。日内瓦、内罗毕、金沙萨、布琼布拉、卡巴莱、戈马、布卡武、卡布加伊、恩加拉、坎帕拉和基加利总共11个行动基地必须就行动安排达成一致。

日内瓦总部和一线对冲突的认识并不总能一致。但是，在卢旺达问题上却并非如此。日内瓦与我们这些一线工作人员没有丝毫的意见分歧。

新闻媒体也是个因素。大多数（但并非全部）的记者都像秃鹫，等待扑向最新的独家新闻，只关心拍摄那些残酷而可怕的场面。然而，无论怎样，他们影响着这个国家之外的公众舆论，而且他们的评论也会对国内产生影响。交战方有时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不只卢旺达是这样。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发布声明。我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忍受保持沉默的无奈。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时常保持缄默。

最后也很重要的是，我们一线员工的品质和勇气。

最后也很重要的是，我们一线员工的品质和勇气。除了我已经提到过的皮埃尔•格拉茨尔、弗朗索瓦•康拉德和伊恩•斯特凡斯基，我还想向以下人员致敬：帕特里克•加塞、让•帕斯卡尔•查帕特、埃尔韦•勒吉尤齐克（Hervé le Guillouzic）、迪迪埃•格隆德（Didier Grond）、瓦莱丽•勒文（Valérie Le Van）、安德烈•米西（André Musy）、马库斯•多尔德（Markus Dolder）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组全体成员吉尔伯特•阿斯科特（Gilbert Ascotte）、约翰•桑丁（John Sanding）、伊莎贝尔、马托、科妮莉亚和芮内，以及所有即使/尤其在最糟糕的时期也协助我们代表处开展工作的人。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玛丽亚•特雷莎，她曾与我一同在卢旺达北部工作并且从未施加任何压力逼我离开该国。最后，我要对所有卢旺达当地员工（无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为只有他们知道生存的关键因素，只有他们能弄清楚什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死掉。

名叫“加亚尔”的孩子们

在轰炸期间，我们员工的孩子都习惯躲在代表处的走廊上。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和这些孩子们玩。后来，他们都叫我“爷爷”。

最后，我想要为这些孩子和其他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卢旺达儿童（多年后，我非常感动地了解到，许多卢旺达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加亚尔”……美丽人生！）朗诵一首诗，选自加西亚•洛尔迦《诗人在纽约》作品集，标题是“童年与死亡”。

Para buscar mi infancia, ¡Dios mio!  
comí naranjas prodridas, papeles viejos, palomares vacíos  
y encontré mi cuerpercito comido por las ratas  
en el fondo del aljibe y con las cabelleras de los locos.  
Mi traje de marinero  
no estaba empapado con el aceite de las ballenas,  
pero tenía la eternidad vulnerable de las fotografías.  
Ahogado, si, bien ahogado. Duerme, hijito mio, duerme.  
Niño vencido en el colegio y en el vals de la rosa herida,  
asombrado con el alba oscura del vello sobre los muslos,  
agonizando con su proprio hombre que masticaba tabaco en su constado  

siniestro.  
Oigo un río seco lleno de latas de conserva  
donde cantan las alcantarillas y arrojan las camisas llenas de sangre;  
un río de gatos prodridos que fingan corolas e anémonas  
para engañar a la luna y que se apoya dulcemente en ellos.  
Aquí solo con mi ahogado.  
Aquí solo con la brisa de musgos fríos y tapaderas de hojalata.  
Aquí sólo veo que ya me han cerrado la puerta.  
Me han cerrado la puerta y hay un grupo de muertos  
que juega al trio al blanco, y otro grupo de muertos  
que busca por la cocina las cáscaras de melón,  
y un solitario, azul, inexplicable muerto  
que me busca por las escaleras, que mete las manos en al aljibe  
mientre los astros llenan de ceniza las cerraduras de las catedrales  
y las gentes se quedan de pronto con todos las trajes pequeños.  
Para buscar mi infancia, ¡Dios mio!,  
comí limones estrujados, establos, periódicos marchitos.  
Pero mi infancia era un rata que huía por un jardin oscurísimo,  
una rata satisfecha mojada por el agua simple,  
y que llevaba un anda de oro entre los dientes diminutos.  

（1929年10月7日，纽约）

菲利普•加亚尔1956年出生在瑞士瓦莱州，曾在日内瓦、弗赖堡-布赖斯和萨拉曼卡的大学里学习文学。他在1982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派往中东和拉丁美洲工作，曾在总部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 1993年7月，他被任命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卢旺达代表处主任，任期12个月。菲利普•加亚尔目前（2004年4月）担任利马（秘鲁）代表处主任。
参阅菲利普•加亚尔八年后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