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在中国

  孙中山与中国红十字会图云关的故事红十字上的中国印红十字的启示链接：  
 
孙中山与中国的红十字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孙中山曾学习西医并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他的医术精湛，受到患者称赞。不过在1894年初，孙中山毅然弃医，投身革命。1896年，孙中山留居伦敦，写作、出版了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伦敦蒙难记》，并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柯士宾著有《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在他的邀请下，孙中山将此书译成了中文。在该书的译序中，孙中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红十字会的理解：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邑大都，所以有赤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的一部译著，它详细地讲述了人体各部的结构和功能；血液循环系统和止血；人体的各种伤害和治疗；伤员的转移；伤病员的护理等。因为孙中山对于人体的结构、功能和各种伤病的治疗、护理早就了然于心，所以，这部著作的翻译准确而精彩。
 
孙中山翻译这部教材时，中国国内还根本不知道有红十字运动这样一件事。这部译著向中国人介绍了红十字运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在1904年3月5日上海《申报》发表的社论《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中就讲到：“孙文所译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1904年，为救助日俄战争中受害的同胞，上海沈敦和等人，商准各国领事，联合英、法、德、美各中立国人士，于3月10日，也就是那篇社论发表后的第五天，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她的百年历程。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红十字会，1912年正式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并在随后的几年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员。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后，参与了战争和自然灾害及疫病的救助工作，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孙中山特别肯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期间所起的作用，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的功德给予高度赞扬。他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
 
   
 
很少有人能知道，贵阳附近两山夹峙、流水淙淙的图云关在中国抗日战史上的作用，也不知道幽谷中曾隐蔽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战场”，一批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反法西斯医疗战士曾经终日忙碌在这片青山绿水中。
 
1938年10月，中国红十会救护总队由长沙、祁阳迁至贵阳图云关，连同举世闻名的中国医疗卫生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等都以它为中心基地。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队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战时医疗单位，美国医疗药品直接运输到这里，再从这里分送到全国各地使用。1939年9月，一支由“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派遣，美国、德国、英国、波兰、匈牙利等9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历经艰险，来到图云关，投身中国抗战救护工作。同中国医生一样,他们得到的是每人一套蓝粗布红十字会制服、低廉的工资及战争带来的危险。在当地人眼里，这些洋人热情洋溢，闲暇时还组织唱歌爬山等活动；在救护队员眼中，外籍救护队员们常常是不知疲倦，一连工作10多个小时,感觉困倦时就用冷水浇头，他们常说的话是：“我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和你们的事业都获得成功。”
 
驻扎在图云关的6年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指挥了百余个医务队、手术队、诊疗所在全国各战区的救护工作，救护伤病员数以万计；世界各地援华的医疗物资也源源不断经过这里被运往抗日前线，而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也从这里奔赴各 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红十字会获得新生。中央人民政府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协商改组，并很快获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承认，成为新中国最先为国际组织承认和接纳的社会团体。
 
解放初， 中国红十字会起着特殊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协助日侨回国、接受日本移交中国劳工遗骨、协助日本战俘回国等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国际医疗大队积极参与战场救护，参与停战谈判和交换战俘工作，参与了中印、中越自卫反击战战俘的探视和交换等特殊的人道工作。“红十字会外交”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耀眼事件，通过参加国际大会、参与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工作以及与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交往等途径，中国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介绍、宣传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打开了一扇窗。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尤其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后，人道救助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红十字会参加了国内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救助工作。每当国内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时，红十字会总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援助下，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建立了备灾救灾中心，并在全国创建了6个区域性及371个省级或省级以下备灾救灾中心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网络正在逐步形成。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活跃在防灾、救灾、灾后重建的第一线，也以项目形式来推动公益活动，先后开展了推动无偿献血、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动员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建设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改水改厕及健康教育、农村社区备灾、白内障复明、乡村医生培训、基础卫生保健、灾后重建学校、假肢康复、红十字志愿服务、援建偏远农村博爱卫生院站、贫困农民大病救助等项目。上世纪90年代初，红十字会首次赴台处理公务，协作的领域涉及卫生救护、赈灾、输血献血、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在沟通两岸关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香港、澳门红十字会分别在1997年、1999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两个特别行政区分会，在备灾救灾、卫生救护、无偿献血、人道法传播、志愿服务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有力地支持了总会和相关省份红十字会的工作。非典期间、汶川地震期间、印度洋海啸期、海地及智利地震期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都积极接受社会爱心捐赠，为发生疫情或受灾地区及国家提供紧急救助资金和物资，并协助当地政府或红十字会开展医疗支援及重建工作。所有这些，虽未能尽囊括红十字会所做的工作，但是可以体会红十字蕴含的中国人道力量。
 
   
 
在现代社会三大组织体系中，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不同，政府与社会组织均为非营利组织，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方面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改革开放后，依赖中国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而产生的慈善诉求与渐成气候的慈善文化氛围，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深层宏大的背景，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坚持和本土化过程中的创新和探索也是红十字会快速发展的幕后根源。
 
从历史来看，中国红十字会已走过百年历程；从对外关系看，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部分；从国家、政府对其的支持看，国家为其单独立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国家主席担任其名誉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是胡锦涛主席），诸如此类等等，这些都是国内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可比的。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已经成为公益慈善事业品牌的红十字会，获得社会高度的信任，其无疑可以为其他社会组织带来很多的启示。
 
红十字会以“人道、博爱、奉献”为其精神，以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为其行为准则，其体现出的人道精神及由内心自觉生发助人为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都有报酬，然而工作的动机决非金钱，正如红十字运动所声明的：“本运动是个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回报。”在人心普遍浮躁的功利年代，红十字会所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值得社会反思。
 
中国红十字会的资金多是由社会组织募捐而来的，而善款的妥善使用则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具有高度的社会公信力。募捐款物的使用高度透明化至关重要。用红十字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就是，募款再多，都是左手取之于民（来自社会），转到右手后仍归于民（用之于民）。透明方 可予人以信，并得人信任。其他诸如人员的业务培训、制定组织发展规划方面的有益经验，都是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向其他社会公益组织介绍和推广的。
 
中国的人道工作不只在于公益事业诸如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还在于“人心”，即社会公益意识的增强，以及与政策法律的完善。有人说过，只要人类还存在痛苦，红十字运动就会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只要人心在，人道工作也将继续，并闪现更耀眼的“中国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有七项基本职责：
 
(一) 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
 
(二)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三) 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四)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五)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六)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七)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