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一个永无休止的悲剧？

访问巴勒斯坦领土日记，2007年3月（节选）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带我们参观巴勒斯坦的一个叫希尔拜•扎卡里亚（Khirbet Zakaria）的村子，他说：“这里的人们希望过和平的生活，人生短暂，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这个村子离伯利恒（Bethlehem）7公里远，座落在一个栽满了橄榄树的山顶上。在山下不远处，我们能看到正在兴建的隔离墙。而在山的另一面，我们能听到从以色列定居点古什•埃齐昂（Gush Etzion）传来的孩子们在游泳池里玩耍的声音。希尔拜•扎卡里亚村共有27座残破不堪的房子，其中9座已经被以色列当局毁坏，一个小型的学校也受到威胁。为了求生，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开了家小店，他的那些新邻居们偶尔会来这里买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他家的3个房间里合住着17个人。他拿出一撂被拒的许可延期申请给我们看，无奈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待在这里。我们可不想有第二个194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该地区工作的代表唐吉•德布朗韦（Tanguy De Blanwe）写完了这份备忘，他将以此为基础起草下一份提交给以色列地区当局的报告。我们最后环顾了一下那所小学校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提供的一批帐蓬，便继续崎岖的行程。
 
在乘车穿越被占领土前往拉姆安拉时，你肯定会注意到散布在乡间的那些安全设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岸隔离墙。这是一堵8米高的水泥墙，每隔一段就有濠沟、巡逻道或瞭望塔，旨在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以及防止其对以色列的攻击。这道隔离墙目前长730公里，而且其走向经常偏离“绿线”（1949年停火线）而伸入被占领土。这些侵占以及对活动自由的限制已经对巴勒斯坦社区、巴人生活以及许多受到驱逐威胁的贝都因人产生了危害性影响。德布朗韦解释说：“再往北一些，在盖勒吉利耶（Qalqilya）附近，农民要去靠近隔离墙的或是在隔离墙另一面的田地耕作时，会遇到许多麻烦。”
               
通过拉姆安拉以西的拜图尼亚（Beituniya）检查站后，我们抵达了拜特西拉（Beit Sira）村，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有3,300人。在第二次巴人大起义前，他们大多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上干活，但自从那次起义，他们就被禁止进入以色列，现在失业率已经超过70%，日常生活也变得非常麻烦。以前，到拉姆安拉去，车程只要15分钟，现在，因为要绕路和通过多个安全检查点，这段路要花上1个半小时。更遭的是，附近马卡比姆（Makkabim）定居点的扩张和隔离墙的建造还不断吞噬着农业用地，特别是橄榄林。
 
为帮助最贫困的人解决困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了一项对拜特西拉村约20名工匠的援助项目。阿卜杜勒卡里姆•萨菲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技工，他说：“感谢给了我这些工具，特别是烙铁，没有这些工具，我就做不了现在做着的事。”易卜拉欣•哈桑•卡迪尔获得了一笔小额贷款，在中心广场上重开了他的美发室， 他说，“2000年以来，人们的购买力急剧下降，我的一些主顾们现在连头发都剪不起了。”
 
位于西岸北端的杰宁（Jenin）地区是一个肥沃的地区，主要出产蔬菜、谷物与橄榄，农业产出约占巴勒斯坦地区农产品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同其它地方一样，这里也已无通道前往许多位于隔离墙另一面的土地上进行耕作。除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再交涉的情况下偶尔打开一个出口，这片土地一天天不断缩小并更趋于支离破碎。
                在杰宁城内，45,000居民中有四分之一住在难 民营。这里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肇因于以巴冲突的紧张形势，巴内部的派别斗争和犯罪的增加也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不安全氛围对儿童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攻击性行为及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萨拉赫•达拉格米（Salah Daraghmy）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杰宁和图巴斯地区一些学校开展的社会心理支持项目的协调员，他说：“孩子们缺乏安全感。家已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他们的父亲因为失业或是被关押而深受羞辱。”
 
在丹麦、法国和冰岛红十字会的支持和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局的资助下，这一项目现已接触到约40个学校的2,700名儿童。这个项目每周开办学习班，通过角色扮演以及新颖的活动激发孩子们爱玩的特性，培养他们的自信和宽容。该项目还组织夏令营，让孩子们离开每天面对的不正常局势和持续压力。达拉格米与孩子们的父母也保持着紧密的私人联系，他说：“孩子们需要学会放松，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并要练习用对话交流。”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前往拉姆安拉，去看看加沙地带北部以色列阿什凯隆（Ashkelon）监狱被关押者的家属出发前往探监的情况。大雨瓢泼，被关押者的亲属一个一个通过盖兰迪耶（Qalandiya）检查站，再登上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资助、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租用的客车。以色列警方将随他们一起前往监狱。他们只有45分钟的探望时间，预计当晚返回。人群中有一位母亲和一位父亲，他们和两个女儿（一个20岁，一个12岁）一起去看自被捕后就从未见过面的大儿子。还有一位老妇人，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长期服刑。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今年一直关注的11,000名因安全原因被关押的人来说，这些亲属探视就是一条生命线，让他们见到自己的亲人，即使只是短暂的片刻。手续办完了，客车出发了。大雨滂沱，似乎提醒我们该返回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圣经之城，也是如此众多的应许，如此深重的痛苦之城。往远处看，我们能隐约看见一辆救护车的闪灯。车里的广播正在播放一首60年代的老歌《雨由谁停？》。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合适。
 
 
                 

让-弗朗索瓦•贝尔热（Jean-Francois Berger）

《红十字与红新月杂志》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辑 

更多请见：www.icrc.org/Web/Chi/siteeng0.nsf/htmlall/palestine?OpenDocument
 

  法律框架

• 1951年，以色列批准了旨在保护平民居民免受占领当局虐待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色列经常挑战第四公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法律适用问题。自1967年阿以战争后就已在以色列与被占、自治领土开展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规则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及戈兰高地。
• 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必须得到保护，免受任何暴力伤害。公约还禁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
•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也同样受国际人道法原则的约束。绝对且无条件地禁止对以色列平民不分皂白的攻击和旨在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慌的行为。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对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 必须允许救护车及医护人员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自由通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向以色列及巴勒斯坦有关当局呼吁，要求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则得到尊重。
 
                  自2006年初以来，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国际援助已经中止。加沙居民在每天都有暴力事件发生的环境中，努力克服其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困难。由于国际援助中止而造成的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卫生与教育方面。巴人之间的派别冲突，主要是法塔赫与哈马斯成员间的冲突，自5月以来更趋恶化。在哈马斯派别于6月19日最终夺取政权前，冲突已导致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此外，以色列军队时不时的侵入持续骚扰着各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
 
对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急救队及救护车来说，撤出伤员的任务经常充满危险，并时常受到路障及检查站的阻碍。保持高度警惕很有必要，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其他相关组织间的紧密协调也至关重要。
 
另一个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向医院与诊所提供手术器材与伤口敷料，特别是向加沙市最大的希法（Shifa）医院。许多冲突中的受害者都来到这里接受医治。在这块生活着170万人的狭窄拥挤地区时时处于紧张局势之中，获取饮用水至关重要。为了保证水的供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仅提供发电机及燃料，还帮助装配或修理供水系统。
 
在导致如此种种的苦难的混乱局势中，红大卫盾会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以其顽强的专业精神致力于履行其人道职 责，贡献良多，应予赞誉。加沙的医院床位有限，某些复杂的外科手术必须要到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去做。因为巴勒斯坦救护车被禁止驶入以色列，红大卫盾会和巴勒斯坦的救护车在加沙和以色列间的检查点——一般都是通过埃雷兹检查点——将其车辆“车尾对车尾”放置。这样，从加沙运过来的病人就能很快被人们从一辆车转让另一辆车，跨过两辆车间约50米的距离，将病人转往耶路撒冷。
 
从远期来看，加沙居民的前景将更为暗淡。通常要从以色列或西岸进口的不易储存的物品，如肉类和奶制品，现在十分紧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领土代表团负责人克里斯托夫•哈尔尼什（Christoph Harnisch）说：“进出加沙的通道几乎完全关闭，双方当局缺乏联系，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局势不是仅靠提供人道援助就能解决的。长斯的经济援助与贸易交流是帮助加沙人民唯一可持续的方式。”
 
让-弗•贝尔热，协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新闻官伯纳德•巴雷特（Bernard Barrett）报道  

                    红大卫盾会自2005年12月成为红十字运动正式成员以来，有哪些变化？  

我们以成为运动的一员而自豪。我们希望在国际层面上作出更多的贡献，特别是在急救领域。比如在斯里兰卡，我们帮助其国家红会发展其急救与医护服务，并帮助其培训志愿者与工作人员。我们也向格鲁吉亚红十字会派出急救培训员，并提供了设备。
 
 

  您如何评价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间的合作？  

我们当前正实施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见下文）。我们知道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对谅解备忘录条款会逐渐得到实施颇有信心。为了增进合作，红大卫盾会与参与这一进程的以色列有关当局保持着密切的配合。
 
 

  加沙地区的事件已经加剧了边境地区局势的恶化。你们在那里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塞代罗特（Sderot）镇是来自加沙的火箭袭击的目标，红大卫盾团队时刻在那里待命，以将伤员撤往阿什凯隆，贝尔谢巴（Beersheba）以及特拉维夫（Tel Aviv）。在埃雷兹边境检查站，我们接运在加沙地带受伤的巴人，并将他们转往耶路撒冷或其它地方的医院。
 
                  自1967年以来，戈兰高地就为以色列所占领，并在1981年12月被以单方面兼并。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这块土地。目前，有21,000名叙利亚阿拉伯人居住在这里的5个主要城镇中，同时也有20,000名以色列人居住于这里的约40个定居点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迈季代勒舍姆斯（Majd El Shams）设有办事处，主要致力于帮助戈兰高地的居民与他们在叙利亚的亲属保持家庭联系。自1992年起，这里的居民去叙利亚探亲访友的活动就被中止了，这给被分界线分隔开来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中立的调解人，安排学生与德鲁兹朝圣者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与叙利亚本土间往来。24年来，委员会还为在戈兰高地居住的叙利亚阿拉伯居民与他们住在叙利亚本土的对象结婚提供便利。另外，在过去三年中，委员会还应以色列与叙利亚的请求，帮助将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出产的苹果运往叙利亚市场，这为戈兰高地的经济提供了急需的促进。
 
 
                  暴力局势也影响到了邻近的一些以色列城镇，特别是塞代罗特镇。从加沙发射来的巴勒斯坦火箭弹已经造成这里的平民伤亡，不安全局势也阻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红大卫盾会从以色列各地调集紧急救护医疗组，以应对这里的需求。

毛兹家的三个孩子， 15岁的诺姆、13岁的阿迪和10岁的阿米尔，讲述了他们在冲突中的经历。他们说：“我们住在离加沙隔离墙100米远的一个叫纳哈勒奥兹的“基布兹”里。我们能从家里看到那里的房子。我们在塞代罗特附近的学校上学，教室有些是用混凝土建的，有些不是。当警报响起来时，我们要在15秒的时间内跑到最近的避护所。我们经常无法这么快就跑到那里。在所谓的“安全教室”里，我们要在桌子下趴上几分钟，直到“卡萨姆”火箭弹落地。然后，我们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最多的一次，警报一天响了8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能正常地专心学习。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你多经历几次就会习惯，而是每次发生，我们都惊恐万状，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是在安全的地方。有些孩子哭得不停。许多人都做恶梦。”

“‘基布兹’内所有的房子都有避护所。有时候警报并不能及时响起。有一天晚上，一枚‘卡萨姆’火箭弹落在我家门前5米的地方。弹片都飞进家里了。幸运的是没有伤到人。我们还是不想搬走。我们的朋友都住在‘基布兹’里，我们是在这里长大的。几年前，妈妈还会去加沙拜访一些巴勒斯坦朋友。唯有时间知道形势是在恶化还是在好转。也许有一天她能够再去那边。但现在，在‘卡萨姆’火箭弹的阴影下，这里更多的却是恐惧与愤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马尔钦•蒙科（Marcin Monko）来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对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会长尤尼斯•哈提卜（Younis al-Khatib）的专访
 
              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你们优先满足的是哪些需求？在这方面，与以色列红大卫盾会的合作怎样？对巴勒斯坦年青人来说，未来十分暗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具体是在哪些方面呢？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国家红会地位在2006年6月得到承认，现在巴红会已是运动的正式成员。这给你们带来了哪些变化？你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工作了40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经验。什么是你们力量的源泉？  
   
在过去40年中，由于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道局势日益恶化。但在没有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有实质性的好转。金融封锁和西岸隔离墙的兴建阻碍了人员与货物的流动，短期需求与这些作为有关。当前，超过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受到隔离墙的影响。在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我们对远期最大的担忧是贫困的加剧和社会的边缘化。
 
   
 
当前的局势十分动荡，各种需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必须要灵活应对各种情况，就象巴勒斯坦人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很难列出这种局势下的优先事项。尽管如此，我们现在正把重点放在医疗工作上。医疗队经常在检查站被阻拦，导致延误伤病员的转运，有时甚至造成病人的死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常不得不与占领当局交涉，设法让救护车顺利通行。
 
   
 
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张……因为以色列红大卫盾会未履行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 中规定的某些相关义务。另外，以色列当局对我们的救护车的检查过于细致，费时费力。因为有这些问题存在，我们经常不得不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寻求帮助，以加快这个程序。
 
   
 
我们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来应对这个问题。由于冲突不断，许多年青人无事可做。我们一直努力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而不是任他们在街头游逛。当前，我们在西岸和加沙的青年委员会有8,000多名积极参与活动的成员。这些年青人向最急需帮助的同龄人提供帮助。
 
   
 
残疾人复健工作是一个优先事项。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为此特别设立了学员项目和中学程度的课程。夏令营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每年为1万多个孩子组织约100个夏令营。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加音体活动，在富有趣味的活动中学习的机会。我们还在学校开展社会心理项目，应对由于家暴等家庭问题导致心理障碍日益增多的情况。
 
   
 
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要求我们以瑞士法郎向运动支付我们的会费（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过去35年里一直活跃在运动中，我们一直都被当作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有了正式的出生证，有了合法的父母！自那以来，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国际行动，比如在也门与苏丹，还有在遭受洪灾时的摩洛哥。将来，我们愿意对运动战略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首先，是人民和他们的奉献……当你必须在不同的地方克服艰巨的挑战，无论是在内战期间的黎巴嫩或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后的黎巴嫩，还是在叙利亚、伊拉克或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奉献都会让你强烈感觉到团结一致的力量。从这方面来说，法特希•阿拉法特（Fathi Arafat） 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伟人。1967年被占领后，他建设了许多医院，这为他赢得了“建设者”的雅号。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个重要素质是它的适应性。在过去这些年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不得不多次搬迁，从安曼、贝鲁特到塞浦路斯、开罗，在迁移的同时，还一直继续提供人道服务、医疗援助和救济活动。赞颂真主，巴红会仍在工作。我们是不停移动着的国家红会， 就像一张飞毯！

贝尔热

*2005年11月，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和红大卫盾会在日内瓦签订“谅解备忘录”，目的是加强两个国家红会的人道工作。“谅解备忘录”包括一个行动协议，主要是有关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问题。其实施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联合会任命的一名独立代表监督。

**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兄弟，1968年创立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并在1978年至2004年间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