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国际人道法与无人机在武装冲突中的使用

不。条约或习惯国际人道法并未明确禁止武装无人机。其法律地位与直升机等载人飞机或其它作战飞机发射的武器相当。

其使用须遵守武装冲突中适用于所有武器的相同规则，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这意味着无人机仅可用于打击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并须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避免或至少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害。

武装无人机未遭全面禁止，因其本身不被视为具有滥杀滥伤的特性或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性质。但若其搭载被明确禁止的武器（如杀伤人员地雷、集束弹药、生物或化学武器），则其使用可能被禁止。

无人机行动必须始终符合国际人道法。这意味着：

• 攻击仅可针对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
• 禁止实施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的攻击。
• 必须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害。

无论武器是从无人机还是载人飞机发射，这些规则均适用。

从人道角度看，任何能提高精准度、减少平民伤害的武器系统都更可取。无人机能否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其技术特性、操作员可获取的情报质量，以及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方式。

无人机操作员虽身处战场之外，但他们负责目标识别、武器系统操控及开火决策。其行动通常受制于负责的指挥体系。根据国际人道法，操作员及其指挥链均须对确保无人机行动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及预防措施原则承担责任。

距离并不能减轻法律义务。在武装冲突法框架下，无人机操作员与载人飞机飞行员在责任承担及法律地位方面并无二致。

无人机的持续存在、其声响或身影会对平民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这可能引发恐惧、压力和焦虑，尤其在无法确定无人机是用于军事、安全还是人道目的时。这种不确定性会造成持续的不可预测感、不安全感、脆弱感和无助感。

这些因素进而可能诱发或加剧冲突环境中常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影响会扰乱日常生活，限制行动自由，某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人口流离失所。儿童群体尤为脆弱，其身心健康、教育权益以及能否安全上学或玩耍都将受到影响。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通常指通过前置摄像头操控的四轴飞行器——其技术复杂度低于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无需飞行训练或特殊资质即可操作。此类设备正逐渐被用于单向任务：无人机在携带爆炸载荷的情况下直接撞向目标。

其使用日益广泛，引发多重人道与法律问题：

• 低分辨率模拟摄像头常导致操作员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目标。
• 图像质量不佳会妨碍对比例性的评估。低质量图像可能使攻击方无法预判攻击是否会对平民造成伤害，更遑论评估此类伤害相较于军事优势而言是否过分。
• 未能找到或击中目标的单向无人机可能成为爆炸性隐患，或转而攻击不明目标或非法目标。

上述因素显著加剧了平民面临的风险。

使用军民两用的无人机可能削弱区分原则。经改装用于军事用途的商用无人机可能与人道行动所用无人机外观相同，从而增加混淆、不信任以及威胁人道准入或安全的风险。

武装无人机可能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道工作人员及设施构成额外风险。技术故障、目标误判或无法区分人道方与军事行动方，均可能危及平民及人道工作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持续监测这些影响，并向相关当局提出关切，以协助预防和减轻危害。

“无人机”可指代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其功能在国际人道法下受到相应规制：

• 作为投布系统的无人机：若无人机投布的弹药符合地雷定义，则应视为“遥布地雷”，关于地雷、诱杀装置或其他装置的相关禁令与限制将适用。此类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属于自主武器系统。
• 作为弹药的无人机（如单向无人机、巡飞弹药）：这类系统在空中盘旋后实施打击，在命中时自毁。此类情况下，无人机本身即为弹药。
• 具备自主功能的无人机：部分无人机可能拥有自主能力，使其符合自主武器系统定义——即一旦启动，无需人工干预即可选择并攻击一个或多个目标的系统。

现行国际人道法对自主武器系统已有规范，包括禁止本质上滥杀滥伤的系统。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现行国际人道法规则未能充分应对自主武器系统引发的人道、法律和伦理挑战。我们持续呼吁制定新规则，以明确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于这些技术，并解决更广泛的人道风险和根本的伦理关切。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规则将带来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益处。我们担忧，若缺乏此类规则，自动武器系统设计与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催生侵蚀目前对战争受害者所提供保护的情况。

国际人道法保护任何被认定为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包括明确表达投降意愿者。此类人员不得遭受攻击。

这些规则适用于任何技术手段。但实践中可能面临挑战——例如是否具备安全撤离、拘留或提供基本救护的条件。

与自主武器系统交互中的投降行为引发更多担忧，因这类系统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或解读投降信号，从而增加误判投降信号的风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发展动态，并强调需要依靠人为判断与控制，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国际人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