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以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增加的需求、活动和风险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员工人数（从1971年大约340人到1979年近850人）、工作方式以及活动的地理范围都明显增加。该组织在五个大洲都保持长期工作部署，其工作一直紧跟反殖民战争（特别是影响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战争）的形式或随着两大阵营之间非直接对抗引发的冲突（例如在越南）而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在长期的地区性冲突局势（例如黎巴嫩、阿富汗和安哥拉）中开展工作，这些局势影响了该组织对战争的看法及其长期工作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各地军事政权纷纷上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工作扩展到政治犯。

当时的另一个主要趋势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以及其他人道组织成员在一线遭遇的风险增加。这些组织的增多（其中一些有党派之见）以及媒体在冲突中心越来越长期的报道活动导致交战各方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行为，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人道工作者。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几年中，国际社会通过了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1977年6月）来增强对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保护。这两个条约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各殖民战争中积累的工作经验的直接成果。

20世纪80年代

接下来的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显著倍增。到20世纪80年代末，员工从1580人增加到5200多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各地的代表处数量翻了一倍，到20世纪90年代初约有50个。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应对各类武装暴力局势的后果：国际战争（伊朗/伊拉克），国内冲突（莫桑比克、萨尔瓦多、乍得等），国内骚乱（菲律宾、尼加拉瓜、南非等）和反殖民地冲突（东帝汶和纳米比亚）。当时主要以巴勒斯坦人和越南船民的悲剧事件为代表的有关如何为难民提供援助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与此同时，媒体也加紧了对战争的报道；可能由于媒体报道，民间社会也更加关注世界各地的灾难，无论其本质属于人为灾祸还是自然灾害。

20世纪90年代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导致大量新的国内冲突的出现，特别是在前苏联领土（塔吉克斯坦、高加索和摩尔多瓦等地）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欧洲在安享了45年和平后，再度成为战场（巴尔干地区）。

在这些战争中，有些即使算不上彻底的种族屠杀（卢旺达），也近似种族清洗（波斯尼亚）。随着战斗继续，越来越多的参与方卷入其中。武器携带者的大量出现使人道组织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日益危险。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必须在应对新爆发的国际战争（例如海湾危机）之时，继续应对过去战斗留下的影响。由于存在大量冲突，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问题也开始占据重要位置。

20世纪90年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人道行动被政客和（或）武装部队成员“工具化”。随着不同机构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它们在交战方眼中都很类似），与安全有关的新问题就出现了。

在立法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了多个项目，旨在防止使用特别是在平民中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例如致盲武器、杀伤人员地雷以及集束炸弹）。

最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参与了冲突后开展的活动，旨在为经历多年冲突的人们提供经济安全和医疗服务。

21世纪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标志着一种新型冲突（即所谓的“反恐斗争”）的开始。这种新的战争模式导致针对据称掩护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国际行动，并且更广泛地来说，针对导致暴力事件蔓延的几个国家（阿尔及利亚、菲律宾、也门和乌兹别克斯坦等）采取强硬态度。

所有这些均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造成影响，各国政府甚至对该组织支撑其人道职责的法律原则产生质疑。除了在一些爆发极端暴力武装冲突的地方（伊拉克）之外，这类质疑使该组织在为受难者开展工作时更加艰难。自21世纪初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她们是武装冲突中主要的性暴力受害者。

这10年的另一个特征是，为应对飓风卡特里娜、海啸和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或达尔富尔等得到媒体大幅报道的冲突而开展的大规模国际性动员（包括在慈善活动领域）意味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在人道领域采取新的立场，同时不断强调该组织与其他在国际援助领域开展工作的组织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