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二十周年 | 王奇帆：等战争结束了

“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去贝鲁特。我们沿着海岸，去每一间酒吧，随便沿着一条路一直走。等我们厌倦了沙滩，就去山里徒步。我们去南边，那里有古老的橄榄树。”

等战争结束了。

2026年初，在开罗城郊的一家亚美尼亚餐厅，我和几位来自中东的同事坐在屋顶看着旁边公路上连成一条红线的车尾灯，说着上面这段话。几个月后黎巴嫩重燃战火。那个仿佛随时可以成行的计划，自然也遥遥无期。

说来，我与战争和人道法最初的交集，要回到2009年冬天。那时候站在人民大学模拟法庭教室里绞尽脑汁引用ICC预审分庭关于巴希尔逮捕令的决定回答法官问题的我大概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置身于成千上万因达尔富尔冲突而流离失所的苏丹难民之中，听他们讲述各不相同却又类似的经历，为他们在异国得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小力量。

学生时代印象中的战争，在证据材料、法庭辩论和判决书中。我们彻夜讨论案例、管辖权、犯罪要件、个人刑事责任，作为检方或者辩方努力寻找最有说服力的法律论证。那些反复研究的事实和伤亡数字，被我们用荧光笔清晰地标注在厚重的国际刑法专著和几百页的法庭判决上。而直到多年以后，听到许多逃离战争的人讲述失去的家人，被迫离开的故土，和再也无法回去的旧日时光，我才渐渐明白，卷帙浩繁中寥寥数语所概括的苦难，对于每一个亲历其中的人，都是漫长的一生。有时，认真听完一个艰难的故事时，我会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夏末，校园里略带潮湿的风，几个月和队友的朝夕相处，和老师讲起的和平与正义之间的困境。

我想，模拟法庭留给我的，远不止法律知识和辩论技巧。它让成长于和平环境的我第一次思考，在战争中，法律究竟能够做到什么，能够保护谁，而又有哪些是法律所无法做到的。

这些疑问，在之后求学和工作中，一次次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回到我的面前。如今的我并没有继续在法庭上探究法律如何追究罪刑责任，而是在复杂的程序和有限的资源中，为一些人寻找一些可能，以回应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从模拟法庭课堂到人道援助前线，案例中的每个数字都有了一张真实的面孔。

“人道主义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法律文本解释或抽象的法律原则，更是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关注。冲突和暴力可能摧毁秩序，却不应剥夺任何人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或许，这是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国际法实践者，在这个阶段，尝试对同一个问题作出的另一种答案。”

我不知道我和同事们什么时候才能去贝鲁特，也不知道那些离开苏丹、阿富汗、也门和许多其他战乱地区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但我希望有一天，那些平凡的念想，都不再是需要等到和平才能实现的奢望。

等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