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专访:格鲁吉亚第一夫人谈疾病、政治和损失控制

22-03-2010 采访

桑德拉•鲁洛夫斯(Sandra Roelofs)在不同的人眼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她是一位母亲、妻子和护士,她曾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她常常为卫生领域的社会服务和监狱医疗等问题奔走呼吁。凑巧的是,她还嫁给了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

     

©European Cervical Cancer Association 
   
格鲁吉亚第一夫人桑德拉•鲁洛夫斯曾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她还是卫生工作的积极推动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于3月24日向格鲁吉亚当局移交其在该国监狱中开展的结核病防控项目。在移交前夕,格鲁吉亚第一夫人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应当警惕结核病,并表示希望根除结核病。
 
  许多人认为结核病是旧时代的疾病或只有穷人和体弱多病者才会患上结核。这些观点正确吗?许多结核患者表示,除了药物、医生和X光设备外,真正对其康复起关键作用的是知道有人关心他们而且有人在身边鼓励他们健康饮食并坚持服药。格鲁吉亚红十字会希望扩展这方面的社会服务工作,但是否确实有必要扩展为结核病患者开展的类似服务呢?  
 
结核杆菌从不休息,也不搞歧视。它正在伦敦、巴黎等一些欧洲城市以及世界各地卷土重来。
 
这是个公共卫生问题。结核病通过空气传播,可能随时感染任何人。虽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属于结核高危人群,但任何人都有可能染上结核。
 
捍卫和保护高危人群对我们自身也有利。高危人群包括移民、患其他疾病的人或在监狱等过度拥挤或通风条件差的地方生活的人;这还意味着要克服结核病给患者带来的污名。
 
我见过一些人,他们非常害怕告诉家人自己患上了结核,这种态度确实让我惊讶。我还接触过一些人,他们觉得患上结核病就死定了 或者永远都治不好。但事实上,如果能正确诊断,恰当用药,更重要的是能够坚持完成治疗的话,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
 
   
 
当然有必要。结核病患者刚出院时,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支持。不幸的是,社会工作者在格鲁吉亚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更愿意成为医生,而做护士或社会工作者却并不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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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低下的人容易患上结核病。儿童往往会从患病的父母那里感染结核。 
        您刚刚提到了拘留场所。监狱本来就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传染病往往更容易在其中蔓延,您如何应对监狱中的结核病问题? 耐多药结核患者必须进行长达两年的治疗,混合使用大量药片、药粉和针剂。这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看到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因为社会支持和治疗依从性辅导会对人们如何对待治疗以及能否治愈产生巨大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件救命的大事。
 
   
 
我们要特别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过去十年,该组织在格鲁吉亚监狱中开展了大量工作,帮助那些患有普通结核和耐多药结核的被拘留者。
 
正如你所说的,监狱中的结核病问题是很难应付的。入狱前的羁押条件往往不理想。被拘留者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此外,还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囚犯会为了进医院而有意染上结核病,因为在医院他们能住得宽敞些,还能有家人探望。很难想象有人会故意感染这种致命的疾病,但有时这种情况确有发生。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的就是确保人们有健康风险意识。我们拥有非常优秀的监狱工作人员,并且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为成千上万名被拘留者进行了结核筛查和治疗,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将这些工作移交给格鲁吉亚政府,我们将会尽全力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另外,我们正在建一些新监狱,将来监狱的条件会更好。但我并不是说现在监狱的条件已经很理想了。
 
如何在被拘留者获释时为其提供帮助也是非常重要 的。结核感染者需要继续到医院或综合诊所接受直接督导治疗。获释的被拘留者面临重建生活和恢复健康的双重挑战。他们已经有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往往不知道自己要住在哪里。因此,很难开展跟进治疗,即使他们已有所好转,也很难说服他们继续坚持用药。如果病人不能坚持治疗,结核病还会复发,结核杆菌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杀灭。如何帮助获释病犯从监狱卫生系统转入社会医疗体系继续接受治疗,这是格鲁吉亚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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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比利斯结核病治疗中心,一位医生正准备为一个患传染性结核的格鲁吉亚人做肺部检查。 
        人们可能会感到好奇,作为格鲁吉亚第一夫人的您为什么会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呼吁人们关注这个问题。您为何如此关注公共卫生问题?  
耐多药和严重耐药结核的治疗过程非常艰难。药物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有时新患者因目睹病友经受的痛苦而不愿开始治疗。在我工作过的临终关怀医院,我就曾见过一些病人因为听说治疗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而拒绝接受耐多药结核治疗。
 
医疗机构有责任将治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全部告知患者,好让他们有心理准备。耐药结核需要治疗两年,而最初的六个月是最难熬的。在那之后,患者通常都会开始好转,能够回家,开始觉得自己恢复“正常”了。但此时要特别小心以免被康复的假象所迷惑。仅仅是自己感觉好转并不意味着已经痊愈。患者仍必须完成整个疗程。
 
   
 
5年前,我结束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成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格鲁吉亚国家协调委员会的主席。每个得到该全球基金支持的国家都必须设立类似的协调机制。国家协调委员会由来自公立和私立机构的代表组成。我们根据格鲁吉亚的实际需求,制定预算,向全球基金申请资金。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不断扩展,覆盖了包括肝炎在内的其他疾病。我们监督和协调传染病防治项目。
 
我还为应对妇幼保健问题设立了类似机制,旨在为母亲和5岁以下儿童提供帮助。
 
我的工作重点是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这意味着防治疾病,降低母婴死亡率,降低贫困水平。在八项千年发展目标中有一半与卫生工作相关。在我收到的格鲁吉亚民众来信中,大部分都与获得医疗服务和保障以及某些传染病带来的歧视问题有关。这也正是我特别关注医疗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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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格鲁吉亚女囚由于结核病病情危重,必须从监狱转入第比利斯一家医院。她正在接受传染性耐多药结核的治疗。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你认为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存在哪些挑战?您是否认为您对医疗卫生和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参与和热情影响到了您的丈夫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总统,使他在考虑政治和国家日程时会更重视这些问题?  
由于想要了解卫生系统及其内部管理模式,我在两年前成为了一名注册护士。这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生活在国家转型期的格鲁吉亚人所面临的挑战,更清楚地了解卫生系统的弱点和不足。我希望看到医疗管理、保障服务和其他社会工作方面的改善。
 
最终,人们都能获得所需药品,买得起药并能坚持治疗。对结核病来说尤其如此。
 
   
 
最主要的是政府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例如,只关注政治利益的政府不愿承认结核病问题的存在。另一项挑战来自于那些回避药物批准委员会审查的国家,他们更愿意使用国产替代药物,因为这些药品便宜、供应充足且容易获得。但标准必须得到遵守,政府应当更关注所提供治疗的效果和病人的处境,而不是只关注政绩,宣扬100%的结核病患者都能得到治疗。国界挡不住结核病的传播,因此当某些国家因过于自负而不愿承认存在结核病问题或不想提供负责任的医疗服务时,其他国家都可能跟着遭殃。
 
第三项挑战在于基础医疗服务并不总是包括结核病治疗。在东欧,前苏联的传统做法是不同的医生负责治疗不同的疾病。人们仍自行诊断或去看某一科的医生,而不是去找全科医生。许多人没有医生处方,自行用药。全科医师也要全面了解结核病。如果能将结核病治疗纳入基础卫生保健体系,我想我们能及时发现更多结核病例,避免误诊。在每个地区和村庄,我们都应当有足够的知识和资金对所有居民进行结核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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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乔治曾是一名被拘留者,他于2009年5月从格鲁吉亚监狱获释。他认为自己是在监狱中患上结核病的。 
         
是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当然,全球基金和其他捐助方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支持。政府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艾滋病防控方面也是这样。
 
我愿意相信,我个人的参与有助于提高结核病问题受关注的程度。现在,我们拥有完善的医疗中心,非常敬业的工作人员,结核的发现率和治疗率都在不断提高。我们正在全面对抗耐多药结核,而我们在监狱中的耐多药结核防控工作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我认为,我们在本地区卫生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事实反映出格鲁吉亚政府将在这些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的强大政治承诺和愿望。
 
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研发出一种抗结核杆菌或最危险结核菌株的疫苗,因此我觉得我们应当在研究工作上投入更多资金。东欧是开展医学研究的庞大市场,因为这里的工资水平仍然偏低,但理论水平却非常高。
 
我希望能在未来10到15年中看到抗结核疫苗的问世。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限制这一疾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危害,确保尽可能多的患者能够活下来,并将结核的传染率和复发率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