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拉姆沃(Lamwo)区,帕韦纳(Pawena)中央村。“2003年,我12岁的儿子杰弗里·奥伦加(Geoffery Orenga)失踪了。我们等了好久,一直盼着他回来,但如今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是他养的山羊,我一直都替他好好养着。就算我自己没吃的,也不会让它饿着。”
乌干达北部,基特古姆区,穆奎尼(Mukwini)县,卡贝泰(Kabete)村。“我儿子文托里诺·奥奥拉(Ventorino Oola),当时20岁左右,在乌干达北部的冲突中失踪了。许多人回来了,但他没有,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我需要知道儿子的下落,就算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想知道他最终的下落。我们的传统很重视葬礼。武装人员把东西烧得一干二净,就剩下这间他自己盖的房子。我就住在这里,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看着这房子,我就想起他来。”
乌干达,拉姆沃区,帕拉贝克帕尔(Palabek Pal)县,阿利莫蒂科(Alimo Tiko)村。“1997年,我的父亲被杀害了。2002年,我17岁的弟弟戴维·奥森(David Ocen)又失踪了。他只留下了这副弓箭,他以前常用它们捕猎。他是个捕猎能手。”
乌干达,拉姆沃区,帕拉贝克盖姆(Palabek Gem)县,拉亚莫(Layamo)村。“我们有四个孩子。头两个孩子,奥科特和奥多奇(Odoch),20年前就失踪了,另外两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我们从来不指望孩子能回家,毕竟已经失踪太久了。而且他们失踪的时候太年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让我们怀念。但我看到妻子和自己,还有我们现在悲惨的处境,还是会想起我的孩子们。我知道,如果他们还在,我们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拉姆沃区,帕拉贝克卡尔(Palabek Kal)县,利里(Liri)村。“有一天,我27岁的儿子戴维骑了我的自行车,去基特古姆镇的集市卖我们当地酿的酒,但再也没有回来。有时候我们觉得他还活着,但转念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早就回来了。现在我只有他的褥子,家里其他人在用,还有他被绑架时骑的那辆自行车,但也只剩个车架子了。”
乌干达北部,基特古姆区,拉亚莫县,拉穆库(Lamuku)村。“查利·奥拉拉是我的大儿子,他是1998年失踪的。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全家人也都悲痛万分。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心痛。儿子失踪后,我再也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抱有希望。这个包是查利的,我留着它当个念想。如果有一天我得到了他的死讯,我会把包拿到妻子家,一起悼念儿子,把他的灵魂带回家。然后我们才能再用这个包。”
乌干达北部,基特古姆区,阿宽格(Akwang)县,阿卡多(Akado)村。“1995年到1996年,我跟家人住在坎帕拉村,但那里的局势一片混乱,动荡不堪。有一天,我们让14岁的女儿比阿特丽斯·拉拉姆(Beatrice Lalam)去集市买木薯,结果就再也没等到她回家。我和妻子七天都吃不下饭。我一直都难过得要命。现在我们只能守着这个罐子思念她。女儿以前用这个罐子酿啤酒,攒学费。”
人员失踪会让家人、社区及整个社会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虽然失踪人口的具体数字难以确定,但上报数量已创下历史新高。显然,这一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而不只是战乱国家。
在乌干达,失踪人员的家属只能通过亲人的遗物寄托思念。大多数家属仍在等待亲人归来,或最终消息。因此,确定失踪人员的状况首先是一项人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