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下的医疗救护：第2286号决议通过十年之后

阿什拉夫曾深入思考过恐惧——它意味着什么、代价是什么，以及对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我们平安归家和无法归家的几率各占一半，”他说，“每次出门上班，我们都要和家人道别。”

尽管这种沉重感显而易见，但他拒绝让其决定一切。“感到恐惧并非缺点。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但勇气在于战胜恐惧并掌控它。我们的勇气在于不让恐惧控制我们。”

穆罕默德·沙班（Mohammed Shaaban）医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红十字战地医院的医生。他从内部亲眼目睹了这种崩溃的景象。

“我们在转运患者途中失去了一位护理人员，”他说。“他被流弹击中。”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这一损失在悲痛之外所蕴含的深意。

“医疗或急救人员无法外出营救伤病员，这预示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更不用说护理人员自身面临的危险了。”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医疗救护并非一个灰色地带。这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法律义务。第2286号决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义务——呼吁冲突各方尊重和保护医疗任务，并呼吁各国采取具体措施：加强国内法律框架，将保护措施纳入军事行动，调查违法行为，并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十年过去了，违法行为仍在继续。这并非因为规则不明确，而是因为这些规则并未得到全面实施。

西塔·祖里·埃普斯·特拉奥雷（Sita Zouri Épouse Traore）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助产士，在布基纳法索的法达恩古尔马工作。她道出了造成这一鸿沟的核心原因——不是从政策层面，而是从个人角度。

“当医疗救护受到威胁时，推动我继续工作的动力，是我所做的工作对脆弱社区产生的影响，”她说。

“对我来说，每一个生命都至关重要。面对风险时，我们会感到恐惧。但在恐惧的背后，我们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对我们而言比恐惧本身更为重要。因此，为了拯救生命，我必须克服恐惧，投身其中。”

医护人员的这种奉献精神——无论他们来自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还是其他地方——绝非理所当然。这种精神非同寻常。但它不能替代保护措施。

第2286号决议的十周年纪念日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

各国具备更好地保护医疗救护的工具。而且切实可行的措施早已确立：将保护措施纳入军事理论和行动，加强国内法律，培训武装部队，调查相关事件，并确保问责。各国不仅自身有责任遵守国际人道法，还有责任确保他人——包括其支持的各方——予以遵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合作，将这些义务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包括已获100多个国家支持的国际人道法全球倡议。该倡议提供了一份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但路线图只有在有人愿意遵循时才有意义。进展取决于政治意愿。

当被问及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时，达尼洛·托拉多谈到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向家人道别，但完全不知道冲突会对我们造成多大影响。”

没有人应该背负这样的重担。没有人应该被迫在拯救生命与冒生命危险之间做出选择。

尼日利亚马达加利的医学实验室技术员萨拉马图·道达(Salamatu Dauda)直率地表示：“有时袭击发生在夜间，但我们第二天早上还是会来上班。”

“我们是社区的一员——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使他们得不到医疗救助。”她深知其中的风险，却依然坚持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