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尽快痊愈回家”： 加沙红十字战地医院应对前所未有的多轮大规模伤亡事件

上个月，哈桑带着14岁的弟弟前往援助物资派发点时，不幸腿部中弹。他被紧急送往红十字战地医院接受手术，现在整天躺在闷热帐篷里的行军床上，等待进一步治疗。  

他的父亲每天都来看他。  

哈桑是五个儿子中的长子，他说：“我们出去是为了给家人领取援助物资，这样我们才能有饭吃。战前，我们过得很好。我们能出门，父亲会带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也能上学。那时的生活很美好，现在却变得糟糕透顶。没有面粉，没有食物。我去领仅有的一点援助物资，领完就走。这次受伤就是为了领点儿食物。”

哈桑热爱足球，但要想重返球场还需数月之久。现在，他只想回家，才能感到安全。他说，如果出门要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再也不敢踏出家门半步。

“我想尽快痊愈回家，”哈桑说。

“出院后，我会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我不想再受伤了。”

来自挪威红十字会的手术室护士海赛姆正在加沙执行第四次轮值任务。自5月27日以来，由于蜂拥而至的病例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作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以前执行轮值任务时，我们每天在手术室处理8-10个病例。现在，我们每天要处理30-40个病例，仅就工作量而言，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大规模伤亡事件中，人们尖叫着、冲过来试图成为排在最前面的人，因为每个人当然都想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我们收治的患者伤情各不相同，大多是复合性创伤、爆炸伤，但主要是枪伤。”

有时，会有数百人同时涌入红十字战地医院。混乱的场面令伤者家属，尤其是儿童——倍感煎熬。医院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一线官员萨莉医生经常看到年幼的孩子们来到医院时泪流满面，目睹亲人饱受痛苦令他们惊恐万分。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工作组就会介入，提供即时护理，采取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举措，在混乱中重筑脆弱的安全感。

“在大规模伤亡事件中，我们会尝试为他们（儿童）提供基本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坐下来、保持冷静、洗洗脸或喝点水。”萨莉医生说：“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会一直陪着他们，直到他们平静下来。”

还常有其他儿童因自身受伤来到战地医院。

萨莉医生讲述道：“一个六岁的男孩失去了父母和姐姐。仅有一个妹妹活了下来，他自己的腿也受了伤。整整三周，他一直处于否认阶段，无法接受父母双亡的现实。我试着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帮助他逐渐接受家人的死亡——还帮助他进行表达，而不是压抑自己的感受。”

“后来，他终于开始参加涂色和玩耍等休闲活动，并与工作人员互动。这些故事会一直留在我们心中，每当我们再次目睹类似情景时，都会感到深深的触动。”

当大规模伤亡事件致使医院不堪重负，病床占用率达到极端水平时（最近几周占用率一直在160%至190%之间波动），查房等常规诊疗工作就会被推迟，从而给医护人员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压力。工作人员必须全神贯注地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然而，除了大规模伤亡事件之外，需求也会持续存在。人们会生病，患者需要术后护理，而婴儿也会不断出生。

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生儿降生时，医院里响起了警报声，警告附近有流弹，并催促所有人转移到安全区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手术中的患者无法转移。正在分娩的妇女以及为她们接生的助产士也必须留在原地。

产科工作组组长亚斯明表示：“警报响起时，助产士们有时是无法转移的。产妇就在我们眼前分娩，因此我们要陪着患者——也许我们可以把她从产床转移到地面，以尽可能保证安全，但我们面临很多挑战。”

流弹警报响起时，39岁的加达正在生她的第六个孩子。周围一片混乱，助产士法拉斯特恩（Falasteen）一直陪在她身边，冷静地指导她完成分娩。值得庆幸的是，加达和她刚出生的女儿阿西娅都平安无事。但类似这样的事件在战地医院越来越常见，凸显出患者和医务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

加达告诉战地医院的工作人员：“我还有五个孩子，最大的11岁，我们流离失所来到马瓦西。这次我很担心，因为我上一次分娩是在2024年年初，当时条件较好，医院较多。我这次怀孕是因为已无法获得节育服务。”

“我本来很担心要来战地医院，但这里的工作人员真的很好。”

对加达而言，警报声停止后，恐惧却挥之不去。这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她回到家中。

“生活条件真的很艰苦，我害怕回到又闷又热且苍蝇乱飞的帐篷里。而且我很担心阿西娅，”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