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声：红十字战地医院里的生死时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伦敦团队采访了派驻于世界各地的英国和爱尔兰籍一线代表，制作了系列专题报道。本期，我们采访了来自爱尔兰的理疗师里克·海斯（Rieke Hayes）。
海斯在英国国民保健体系受训，随后于2018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先后被派往朝鲜、乌克兰、伊拉克和也门。2025年6月底，她结束了第二次为期六周在加沙的任务，期间在拉法的红十字战地医院工作。近日，她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这段经历。
作为一名理疗师，我从未想过会因工作服浸透鲜血而不得不更换。但在大规模伤亡事件中，所有人都要全力以赴——我参与止血、包扎、监测生命体征，竭尽所能提供帮助。
医院里的工作没有片刻喘息，场面令人震惊。日复一日，伤者如潮水般涌来。某个清晨，战地医院接收了179名死伤者；次日是50人；再后来是184人，其中99%是枪伤患者；几天后，几小时内又涌入了240多名伤者。
许多伤者告诉我，他们是在前往援助物资派发点时受伤的。获取救济本不该以生命为赌注。但在加沙的绝境中，人们别无选择。一位伤者说："等伤好了我还要去排队。上次领到的食物撑了五天，这次换来的却是手臂里的子弹。"
在流弹横飞的环境中救治伤者
三月我刚来到加沙时，这里的伤者多因弹片或爆炸装置受伤。但最近几周，枪伤患者占了绝大多数。过去五周我见到的子弹比我前半生所见之和还要多。
甚至医院内，流弹的威胁也无时不在。有时我正在处理大规模伤亡事件，对讲机里会突然传来项目主管的叫喊，警告全员躲避——医院正在遭到子弹袭击。我们或就近躲进医院两侧的集装箱掩体，或匍匐在帐篷病房间的混凝土墙根处。闷热难耐的掩体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没有前线的战场
这是我经历过最身临其境的冲突。这里没有明确的前线，战争的声影与气息无处不在。在我工作过的其他冲突地区，前线总在远方：隐约的枪声和爆炸声是天际线的背景音。但加沙的前线在哪里？我们的同事甚至也成了伤亡者。
我们的一位护士瑞姆（Reem）居住的帐篷被炸，她受了伤，五岁的儿子当场丧命，五个月大的儿子穆罕默德和两个女儿哈拉、玛萨也受了伤。她和穆罕默德被送到战地医院，就在她曾经工作的病房中疗伤，女儿们则被送至其他医院。
还有一些同事永远离我们而去。在我离开加沙前不久，后勤团队的同事马哈茂德从医院返家途中不幸遇难，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 。他的离去令人心碎。另一位同事，预防武器污染部门的易卜拉欣，在我初到加沙时教我辨识危险弹药、保障自身安全。可后来，他也遇难了。
巴勒斯坦员工与患者同样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很可能成为下一张病床上的伤员——在这里，生死只差毫厘，全凭运气。
残酷的抉择
加沙的苦难规模令人震惊。成千上万的患者，包括数千名儿童，遭受骨折、烧伤、神经及脊髓损伤，他们急需物理治疗来恢复行动能力、减轻疼痛、避免长期并发症。还有许多截肢者需要假肢。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
自2023年12月以来，我们再未收到过拐杖、助行架或轮椅等行动辅助器具，也就是说这些至关重要的基础物资已超过18个月没有补给。医院木匠们用木托盘制作拐杖和床架，手艺令人惊叹；但医疗状况沦落至此，本身就是场悲剧。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明知该用什么工具救人，却只能束手无策——就像逼迫外科医生用黄油刀做手术，结果注定无法达到预期。
医院里艰难的状况迫使我们做出揪心抉择。在我离任时，医院仅剩一把轮椅。一位脊髓完全损伤的年轻女性将终身瘫痪，无望痊愈；与此同时，另一位截瘫的年轻男性同样急需轮椅。该给谁？这本不该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两难处境。
所幸，患者们都能理解。他们知道医院里的状况有多么艰难。他们知道食物尚且短缺，拐杖更是奢望。无人抱怨，他们都无奈接受了现实。患者家属如此，理疗团队如此，我亦如此。于是我们递出临时拐杖，竭尽所能，然后期盼明天会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