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 DNA鉴定与死者尊严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之后，致力于以保有死者尊严的方式处理遗体的法医机构几乎不堪重负。要确认死者身份，DNA鉴定是关键。
无法再为他人提供帮助——这是乌克兰战事升级时娜塔莉亚最担心的事情。
作为国家科研法医中心DNA比对鉴定部门的首席法医专家，她自此找到了一种帮助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方式。
她告诉我们：“我们能为逝者及其亲属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方式就是把遗体交还给家属安葬。”
然而，在家属得知已故亲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并接收遗体之前，需要先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娜塔莉亚的 DNA鉴定工作就是其中的关键一步。
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的DNA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要确定姓名不详者的身份，DNA鉴定是一个实用工具。
通过将遗体中提取的DNA样本与寻亲家属的DNA样本进行比对，可以从命运未卜者或下落不明者的名单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身份信息。
初次见到娜塔莉亚时，她正坐在无菌实验室里——隔着玻璃幕墙，身着白色防护服，戴着蓝色手套和口罩，手持小圆锯从一块骨头上提取组织样本。
从尚未确认身份的遗体中提取样本，这只是第一步。这个样本属于某个人，但暂时姓名不详。
娜塔莉亚说：“随后我们在实验室中获取DNA图谱，然后进行计算、检查和比对。”
最终，娜塔莉亚的工作是为每个身份不明者建立独一无二的DNA档案。她说：“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亲属数据库中寻找匹配对象了。”
在前线找回遗体并进行移交
在乌克兰各地，辨认因武装冲突而丧生的士兵或平民的遗体，为他们找回尊严和姓名，这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工作。
这项工作通常始于前线附近，在那里，搜索和找回小组在寻回死者时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持续的敌对行动、不断变化的前线和爆炸隐患使这项工作充满危险。
每一次俄乌之间直接开展遗体移交行动，待确认身份的遗体数量便随之增加。自2022年以来，此类移交已超过50次。
在任何时候——无论是找回或移交遗体，还是转运和存放遗体——都需要按照专业标准和国际人道法，尊重死者遗体并保有其尊严。
最终，找到或接收的遗体会被送至乌克兰的法医机构——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以便开始身份鉴定工作。
国家科研法医中心副主任鲁斯兰·阿巴索夫（Ruslan Abbasov）表示：“个人可以独自完成许多工作，但团队合作和相互支持意义重大，不仅对我们，对社会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他的工作包括在各部委和机构之间协调法医团队和现场行动，以及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人道伙伴合作。
鲁斯兰在谈到人道合作伙伴提供的支持时说：“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能力的增强，但对家属而言，当亲人身份得到确认时，他们在悲痛之中切身感受到这种支持带来的成果。”
国家科研法医中心副主任鲁斯兰·阿巴索夫。
国家科研法医中心是乌克兰DNA档案中央数据库的所在地，其核心工作之一是收集亲属的DNA样本进行比对。
这是一个耗时、耗资、耗费感情的过程。
亲缘关系越远，DNA的相似度就越低。如果没有直系亲属，则需要采集更多旁系亲属的样本，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许多相关人员都会提出问题，并迫切希望了解鉴定的进展情况。国家科研法医中心每天要接到50到100个电话，询问有关这一复杂过程的信息。
“我们无数次努力为来电者提供帮助。他们理解这一点，并知道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鲁斯兰说。在他看来，这种情感支持虽然简单，却至关重要。
我们努力帮助人们尽快获得他们正在寻找的数据。即便我们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
乌克兰法医机构面临的任务规模庞大。搜寻和找回遗体需要时间。通过法医和DNA手段确认死者身份也需要时间。而目前，需要确认身份的遗体数量只增不减。
截至2025年5月，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掌握的公开寻人请求数量，俄乌武装冲突双方仍有12.6万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在这12.6万人中，那些未被确认为战俘的人可能已经丧生——然而尚未找到他们的遗体或确认其身份。找回并确认每个人的身份，这项工作将耗时多年。
鲁斯兰认为，若要真正认识到未来的工作量有多大，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他以20世纪90年代经历武装冲突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例进行说明。
他指出：“在波黑，[死者]的身份确认工作到现在都仍在进行中。”
他坦言：“不幸的是，我们的任务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但这就是现实。我们正在提升自身能力，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此。”
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佐罗（Andres Rodriguez Zorro）
解释DNA鉴定结果
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佐罗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乌克兰的人道法医应对行动负责人。这项工作是该组织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一，旨在促进对阵亡者和落入敌手者的尊重。
在他看来，法医工作不仅关乎死者身份的确认，还关乎对其尊严的保护。
当你确认遗体身份时，实质上是在还原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赋予其尊严的过程。
安德烈斯认为，DNA是身份鉴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表示：“但它需要与其他信息来源相结合，并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向家属做出解释。”
“这是因为，虽然DNA是最好、最具辨别力的证据，但它仍然是一个概率问题。DNA鉴定结果只是表明两个样本匹配的百分比。”
但家属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呢？98%和99%的匹配率有何区别？如果鉴定结果不是100%匹配，他们又该如何采信？此时，其他法医鉴定方法便可提供帮助。
遗体本身的信息——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科记录、纹身——以及找到遗体的时间和地点都有助于佐证DNA鉴定结果，从而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如果遗体携带个人物品，或者使用了身份标识牌，那就更好了。
帮助家属了解鉴定过程是他们接受鉴定结果的关键——尤其是当鉴定结果证实至亲已逝这一最糟糕的消息时。
为此，国家科研法医中心每周都会举办多场教育和交流活动。
鲁斯兰表示：“这些活动可能很情绪化、很敏感，但却很有必要，因为这有助于人们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取得的成果。”
对安德烈斯来说，支持国家科研法医中心和全国各地的其他法医机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救援工作的核心所在。
除了提供DNA实验室设备和数十万个样本采集工具包，以及开展培训或帮助建设或维护法医基础设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医团队的工作还包括作为中立调解人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遗体遣返活动。
安德烈斯记得，当运送阵亡士兵的车队驱车离开遗体遣返现场时，他时常作为车队的一员在经过村庄时看到人们跪在路边。有人手持鲜花和宗教圣像。有人在祈祷或哭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一次遗体移交行动现场。
安德烈斯说：“这关系到一个人恢复自己的身份、在本国得到安葬并接受哀悼的权利。”
在我看来，我们在遣返行动中所做的一切是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真正的人道行动。这证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存在人道的空间。
遣返行动只是漫长长路的第一步——通过DNA鉴定和其他手段——确认死者身份，找回他们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