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1994:“……你可以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却无法抹杀他们的记忆”

29-03-200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93-1994年卢旺达代表处主任菲利普•加亚尔2002年1月在伦敦出席由羊皮盾信托基金和英国外交部联合举办的防止种族屠杀会议上的发言。

“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话。”
(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1994年,在约一百万人(大部分为平民)丧生的大屠杀发生前后和期间,我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大众传媒向各类受众提供了数百篇采访、报道和会议纪实。后来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也是一种恰当的治疗方式。

1994年年底,我决定不再更多谈论任何有关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事,并谢绝了一切相关邀请。我只想静静地避开公众的视线,这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是合宜的,而且我自身性格也比较腼腆和谨慎。

种族大屠杀已经过去近八年,我在这里再次谈起这一事件,不是因为与八年前相比我不那么害羞了,也不是因为我需要被人关注(我从不希望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而是因为我一直好像背负着某种债,或者不如说,背负某种责任,对于1994年在卢旺达遇害之后却不为人知的所有人。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是把卢旺达大屠杀视为一个“研究案例” 。

对于那些遇难者,尤其是幸存者而言,这肯定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只是一个“研究案例”那么简单。

基加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照顾的无人陪伴儿童。 

基加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照顾的无人陪伴儿童。
© ICRC

正是为了他们,我今天来到这里。你可以想杀或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却无法抹杀他们的记忆。记忆是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隐形的耐磨材料。你不能像对待钻石那样切割它,也无法向它射击因为你看不到它,但它却无处不在,环绕着你,无边的沉默,难言的痛苦,低声的轻吟,出神的表情。有时候,你可以嗅到它,然后那记忆会清楚得如同寂静中的耳语。甚至是在事情已被遗忘数十年后,这味道有时仍然令人难以承受。

预警、中立和报告

1993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亚历克西斯•卡尼亚伦圭(Alexis Kanyarengwe)签署《阿鲁沙和平协议》前两周,我们见到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当我们谈到杀伤人员地雷在前线造成的危险时,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告诉我们,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补充说:“主要危险实际上是在卢旺达人的心中埋下了地雷”。这是一个“预警”信息。

《阿鲁沙和平协议》签署一个月后,我见到了执政党卢旺达民族革命运动主席马蒂厄•恩吉伦帕采(Matthieu Ngirumpatse),并问到他对这一和平协议的看法。他对我说:“先生,不要太相信这些……在非洲,和平协议往往只是一张废纸”。这又是一个“预警”信息。

几个星期后,在由罗密欧•达莱尔(Romeo Dallaire)将军指挥的联合国部队监管的非军事区内,大约50名平民遇害。很快,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掀起了非常激进地反对达莱尔将军的宣传攻势,以一种非常愤世嫉俗的方式指责他无力找出并惩罚这场杀戮的刽子手。这挑起了人们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不满,成为又一个“预警”信息。

1994年1月,基加利局势非常紧张。同年2月,费利西安•卡塔瓦西(Félicien Katawasi)部长和极端主义政党共和国防卫联盟(Coalitio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public)主席马丁•布夏纳(Martin Bouchiana)遭到杀害。

北部的零星战斗

随后,卢旺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的对话停止。该国北部地区出现零星战斗。

就在复活节前,外交使团团长召见我。他建议我提高警惕,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预警。我告诉手下所有工作人员不要离开该市。

正如克里斯托夫•普拉特(Christoph Plate)说的:“直到战争爆发或饥荒盛行或大屠杀出现后,人们才开始思索它的成因。灾难发生前的那段时间往往会被写成新闻报道或背景故事。媒体报道的确可以影响冲突,但它们很难预防冲突的发生” (“记者的报道无法预防冲突”,《红十字国际评论》, 第839期,第617-624页, 2000年9月30日)。

卢旺达大屠杀得到了媒体的充分报道,尤其是西方媒体,公众每天都能通过电视、电台或报纸跟进这一事件。可以说得上是现场直播,至少足够生动地告诉政府和公众当地正在发生什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描述为“系统性屠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这次媒体的全面报道做出了贡献,这是该组织在过去130年的历史中从未尝试过的事情。1994年4月28日,大屠杀开始大约三周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相关政府,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制止这场大屠杀。我们使用了“系统性屠杀”、“大量平民遭到杀害”等字眼,让人清楚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超过五十万后,我们已经无法估算了。

与此同时,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给我们在基加利的代表处打电话,询问我们预计的死亡人数。我们说至少25万。一个星期后,他们再次来电。这次,我们说至少有50万。又一周后,我们的回答是:“超过五十万后,我们已经无法估算了”。于是,我们再也没有被问过相同问题。

五月初,我接受罗密欧•达莱尔将军的邀请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大使。当我们谈到死亡人数时,他们说我有些夸大其辞。

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达莱尔将军的勇气、行动和总是有用的忠告致敬。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我们的医疗协调员。该名工作人员5月19日在跟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车队从基加利前往吉塔拉马的途中被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射的火箭弹弹片击中。

在红十字救护车中被残杀

预防措施:零。报道:无效。可能有一个例外:4月14日,在卢旺达武装部队面前,民兵杀害了正乘坐红十字救护车前往我们医院的6名受伤平民。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宣布红十字运送了“装扮成伤员的共和国敌人”。

我们立即进行解释,抗议,应我们的请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发布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新闻稿,立即被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到处播送。然后是一线的反向效应,新的解释,卢旺达政府和媒体意识到他们形象大跌,进行更正,开展有关伤员得到救治的权利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责的宣传活动……真是一场考验:我们原本可能会因那一声明而遇害,但是没有,而且红十字救护车也得以毫无障碍地重新开始工作。

6名伤员遇害的事件使我们得以挽救数千人的生命,根据我们临时医院的统计,4月至7月间共挽救了9000人。在这种局势下,说出真相总是很危险的,在特殊情况下却可能很有效。

“在种族屠杀面前如何保持中立?”

中立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人会问:在种族屠杀面前如何保持中立?你当然无法在种族屠杀面前保持中立?但种族屠杀每天都在你眼前发生。这是事实。作为一名红十字工作者,你实在没有任何政治手段来终止种族屠杀,更不必说军事手段了。你能试图去做的只有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命,剩下的人,伤员,我也许不该称他们为伤员,应该说是没有被大砍刀或螺丝刀杀死的人。在大屠杀的最初几周内当我们将伤员(他们都是图西族人)转移到我们的医院时,情况就是如此。

问题就此出现了。人道中立首先意味着站在受害者一方,所有的受害者。但当受害者属于同一种族时,他们的行刑者就会开始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你。肯定就是因为如此,当我在卢旺达国家电台进行了一个十分艰难的采访后,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Tele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就开始广播说我肯定是比利时人,这简直就意味着死刑。

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与吉塔拉马的政府当局进行会谈。我立即请求他们打电话给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要求更正这一说法。他们以高效但并不是很优雅的方式播送说,我“太勇敢太聪明了,不会是比利时人”。

医院内的各种人

几天之后,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遭到卢旺达爱国阵线(RPF)的攻击。他们最知名的一位广播员诺埃尔(Noël)因一只脚受重伤被送进我们的医院……我感到更安全了:我们的医院开始收治各种各样的人,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几周越来越明显,受伤的民兵和武装部队成员除了到我们简陋的临时医院就医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的医院因此成为某种神圣的地方,中立的有力象征和体现。

4月中旬,新总理让•坎班达(Jean Kambanda)请求我们运走基加利街道上的死者尸体。我拒绝了,要求他们首先停止杀戮。然后当局决定让因违反普通法而入狱的人去运走尸体,但他们没有卡车用的燃料。我们为他们提供了燃料。几天后我得知在基加利这个4月6日前拥有20万居民的小镇上,他们从街道上运走了67000具尸体。

后来,由于氯和硫酸铝的短缺,基加利供水中断。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物资,也不过是暂时延缓了中心泵站的瘫痪。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人道行动得到了适当的评价。

些许的人道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我们的请求下,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让•德迪厄•哈比梅扎(Jean de Dieu Habimeza)亲自前往吉塞尼附近的孤儿院,在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全力支持下,使300名儿童免于遭受民兵的杀戮;这也可以解释为何35000人在卡布加伊幸存下来,还有8000人在尼亚鲁希希营地活下来,他们是尚古古省仅有的幸存者;还有为何在布塔雷有另外600名孤儿幸存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也许一共有7万人得救,在无尽的恐怖与无法言说的痛苦中,这只是些许的人道。

我亲眼目睹的最令人无法相信的事件发生在7月初,卢旺达爱国阵线攻陷基加利之前:6名全副武装的民兵来到我们医院。他们喝醉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点没有攻击性;他们带着一名战俘,一个年轻的图西族姑娘;他们对我说:“这个女人过去三个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她是一名护士,我们就要出城了,我们决定不杀她,尽管她是图西族人。作为一名护士,让她留在你们医院比杀死她更有意义……”

对于中立性的作用,这是最好的认可。

战争是毁灭,是对生命的否定。人道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负面环境中开展的,它设法减少毁灭。在发生种族屠杀时,这可能看上去像一场愚蠢的赌博,因为众所周知,种族屠杀的逻辑就是对人道精神和法律的完全否定。

无论何时只要你能够减少这种否定,这就是一个奇迹。记忆从不会忘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