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人员——新书和照片展

失踪人员——新书和照片展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战争已经结束15年了，科索沃冲突也已结束10年，成千上万个家庭仍在苦苦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
 
自1991年起，失踪人员家属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忙寻找34389名失踪人员。每个失踪人员背后都有妻子或丈夫、儿女或父母、兄弟或姐妹，他们承受着亲人生死未卜的痛苦。在提心吊胆中，他们无法哀悼亲人、继承遗产、变卖财产，最心酸的是甚至无法举行葬礼。
                      近一半的失踪人员仍然下落不明，如今DNA技术正被用于确认死者身份，帮助家人确定失踪亲人命运并为他们带去些许安宁。
 
名为《失踪人员》的新书和照片展旨在为沉默的受害者代言并纪念西巴尔干的众多家庭所遭受的悲剧。《失踪人员》系列活动还旨在作为一个工具，鼓励巴尔干地区和西方社会的各国政府和政治当局承诺加快步伐解决失踪问题，减轻家人的伤痛。
 
2010年和2011年，失踪人员照片展将在西巴尔干各城市巡回展出，还将前往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巡展。（参见 详细日程安排 ）
 
英国获奖摄影师尼克•丹齐格与加拿大知名作家罗里•麦克莱恩共同记录下15个家庭的悲惨遭遇。本书将于2010年7月7日在伦敦发行。
 
本书由 戴维•刘易斯出版社 出版，如需订购可与该出版社联系。

德拉古廷•图什坎

 

                         
武科瓦尔（Vukovar）黎明初现时，冉冉升起的太阳洒下柔和的光芒，陈旧的共产党俱乐部只剩下一个空壳，院内和周围都长满了树，阳光拂过树梢，玫瑰色的树影落在迪克西（Diksi）咖啡馆破碎的砖墙上。几栋公寓楼的正面像出过疹子一般布满弹痕。
 
德拉古廷•图什坎说：“你必须明白，巴尔干的历史是由政客们掌控的。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历史。”他水汪汪的蓝眼睛扫视着这个被毁的城市，向民主和平过渡的希望也一同被毁了。
 
图什坎是一名历尽磨难的幸存者。81年前，他出生在克罗地亚西部的卡尔洛瓦茨（Karlovac）附近。二战期间，共产主义游击队（后来南斯拉夫政府的创立者）偷走了他床上的毯子，还掳走了他的哥哥。第二年，乌斯达莎（与纳粹同盟的克罗地亚军队）还把他赶上了战场。
 
他转动着手指上的金质结婚戒指说：“我当时只有15岁，但没人能违抗他们。我们只能去打仗。”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图什坎与大约5万名战败士兵 和3万平民一起在奥地利-南斯拉夫边境的布莱堡（Bleiburg）向英军投降。乌斯达莎本想逃脱获胜的游击队，但他们却只能听任渴望复仇的敌人发落。
 
图什坎回忆道：“游击队藏在树林里，他们拿着刀子在我们周围转悠，把人们一个个揪出来，问‘你想看看太阳吗？’你刚一抬起头，他们就割断你的喉咙。第二天，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用自动武器向我们开火。我倒在血泊中，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
                     
幸存者被归入四队，用了四个月从该国的最北端行进到最南端。成千上万人在途中死去。只有当好心人把食物扔进他们队里时，他们才能吃上东西。有一次图什坎接住了一个鸡蛋，连皮整个吞了下去。他的体重掉到了34公斤，在马其顿修筑公路隧道时，他还染上了伤寒。
 
二战期间，布莱堡的战俘大屠杀是规模最大的。斯洛文尼亚隐蔽万人冢委员会确定了570个布莱堡以及后来的“死亡三月”大屠杀的相关墓地。
 
在克罗地亚至少有190个万人冢，其中只有一个得到了部分挖掘。仅在太兹诺（Tezno）墓地一处，就有大约有16000至18000具尸体。
 
图什坎证实：“那么多人倒在路上，一些尸体甚至就埋在路面下。”
 
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后，图什坎渴望平静的生活。他没有离开克罗地亚，不过搬到了离家乡尽可能远的地方。在多瑙河畔美丽的武科瓦尔，他娶了德拉吉察（Dragica），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并在卡齐采瓦（Kaciceva）大街上买了一所小房子。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
 
1991年8月，图什坎前往萨格勒布 探望自己的大儿子和怀有身孕的英国儿媳。他原本只打算在那儿待一个周末，但南斯拉夫人民军（游击队的后继者）包围了武科瓦尔，使之与克罗地亚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他说：“我的妻子和小儿子都被困在那里。我百感交集，无法回家。”
 
当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后，住在武科瓦尔的塞尔维亚人为此进行了武装起义。种族偏见让他们确信，他们的未来不在独立的克罗地亚，而在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军队及准军事团体支持起义，从8月到11月间，他们用重炮轰炸全城，致使成百上千人丧生，将大街小巷炸成一片瓦砾。图什坎的妻子德拉吉察正在晾洗好的衣服，装甲地面攻击忽然爆发。一枚手榴弹落在附近的运动场上，弹片击中了她的手臂和肚子。她和小儿子德拉曾（Drazen）前往医院，那里被视为城中最安全的避难所。在医院大门口，德拉曾腿部中弹。
                     
次日，武科瓦尔陷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萨格勒布使南斯拉夫军队和克罗地亚当局达成了协议，将医院及其伤员和员工置于红十字的保护之下。但武科瓦尔的南斯拉夫军官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议。他们阻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医院。他们将男性和女性隔开。据一名目击者称，德拉吉察不愿离开德拉曾，在被打倒在地时还紧紧抱住他的腿。大约250名受伤士兵、平民及医院员工被装上大巴和卡车运走。据报道，一群当地塞族人在被用担架抬走时大骂“乌斯达莎凶手”。战俘首先被赶到一个军营中，若干名医院员工在那里获释，然后又被赶到附近奥夫察拉（Ovcara）一个养猪场。第二天，被俘者被准军事人员残忍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万人冢。
 
在后来找到的200具尸体中，有190具得到了身份确认。两名南斯拉夫高级军官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裁定犯有协助和怂恿对医院被拘留者施加酷刑和谋杀的罪行。战后，图什坎尽快回到武科瓦尔。他的房子被毁得门窗和屋顶全没了。他那满是弹孔的车子也被偷了，德拉曾以前开着它深入前线并将伤员送往医院。他心爱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最糟糕的是，德拉吉察和德拉曾的遗体都找不到了。
 
图什坎用拳头不断捶着胸膛说：“17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日日夜夜盼着能找到他们，埋葬他们，为他们点燃蜡烛。这17年来，我从没唱过歌跳过舞，从来没有。”
 
政客掌控历史时，真理会因个人利益而被歪曲。事件会被改造成神话，事实失去价值，邻里反目。图什坎低声说：“然而却没有人道歉。没人。”
 
这些日子图什坎的视力衰退了，他很少离开大儿子在萨格勒布的家。但他每次回武科瓦尔都会去那里的新公墓。在一排排令人不安的白十字那边（他的妻儿本应躺在那里）有几十个空荡的混凝土结构。武科瓦尔护卫者的家人可以埋在这里。
 
德拉古廷•图什坎说：“我想被埋在这里，但求你在我死之前帮我找到他们的遗体。”

季扎•穆罕默多维奇

 

   
                     

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村庄几乎隔一个房屋就是一个废墟。废墟中矗立着人来人往的东正教教堂和空无一人的清真寺。主要街道上满是水泥十字架。放眼望去，山坡上到处是蓝色的蜂箱和修长的白色墓碑。山坡的另一面是死一般沉寂的城市废墟，大火烧毁了房屋，屋顶坍塌、窗户大开、饱受风雨。但就在这堆废墟中，一座翻修过的、带着漂亮小花园的房子赫然眼前，花园里种着黄色和红色的郁金香，房子两边还种着两棵幼小的常青树。
 
“这两棵树是我的小儿子阿兹米尔种的”季扎•穆罕默多维奇说 ，“一棵是为他自己种的，一棵是给他哥哥种的”。每天早上我都看着它们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壮。”

 


巴尔干半岛是一片饱受蹂躏的土地，而在斯雷布 雷尼察所发生的更是一场人间惨剧。这座波斯尼亚东部城镇在1992-1995年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人身陷囹圄。尽管这一地区被联合国保护部队宣布为非军事“安全区”，但最终还是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所占领。
 
季扎激动地说：“战争发生前，我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但是如果我能预知所要发生的一切，我是绝不会要孩子的。”
 
在斯雷布雷尼察被接管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有计划地对近8000名成年男子和男孩实施了处决。 
 
季扎说：“我丈夫阿卜杜拉和我的儿子们试图穿过森林逃脱，阿尔米尔穿了条卡其色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衫。阿兹米尔穿了条旧的黑裤子，随身塑料袋里还装了一条干净的牛仔裤。我给他们带了些面包。我们已经没有其它东西可吃了。”和其他妇女一样， 季扎被撤离到图兹拉，然后又转到了萨拉热窝。但跟她们不一样的是，她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决意回到斯雷布雷尼察。
                  季扎戴着一条白色头巾，头巾的边缘有一圈黄绿相间的花边。“我觉得如果我回来，我会更快地知道真相”，她痴痴地说：“我依然相信我的家人会回到我身边。我知道这很不理智，但我必须相信。”
 
塞族人占了她的房子，偷走了她的家具，还把她的私人物品扔到了垃圾堆里。回家后，季扎在垃圾堆里翻了个遍，才找到阿尔米尔的最后一张班级照片，阿兹米尔被水浸湿过的学校练习本和一个玻璃弹球。  
 
她说：“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收拾房子，收拾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听到有个声音在叫‘妈妈’”，我跑到门外，一直跑到路上。可是连人影都没有。”她急促地说：“我常常担心孩子们在雪地上滑倒、跌倒或摔破膝盖。老天怎么能把我的一切都夺走呢？”
 
季扎曾翻阅过个人物品图册。
 
她回忆道：“我盯着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即使我很想结束这种未知的状态，但我还是向上帝祈祷不要认出任何东西。”
 
后来，在可以用DNA手段对在世亲属和寻找到的遗骨进行比对后，她将血液样本交给了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大屠杀过去12年后，她终于知道了家人的命运。她一个儿子的遗骸得到了确认，但因为两个孩子年龄相仿，所以无法确定它是阿尔米尔还是阿兹米尔的。至于她丈夫，最终只找到了他的一段胫骨。
 
季扎失声痛哭：“叫我怎么安葬一段骨头？我连他是阿尔米尔还是阿兹米尔都不知道，叫我如何安葬这个儿子呢？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孩子，但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失去子女。”季扎是斯雷布雷尼察母亲协会的成员，该组织为仍在寻找失踪家庭成员遗骸的妇女提供帮助，这些遗骸散布在上百个乱葬坑中。
 
她哭道：“那些在大屠杀当天穿着制服的人，我可知道他们。在城里他们要么装作不认识我，要么就说我是骗子侮辱我，说波托查里墓地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波托查里有成千上万的坟墓，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男孩被杀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认为，大规模处决波斯尼亚成年男子和男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行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警察队伍的高级官员已被起诉并获刑。但许多执行命令的士兵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毫无悔意，也没有丝毫自责。
 
季扎接着说道：“我是个弱小的女子，但我很坚强。我可以战斗。我将尽我所能，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在其他母子身上。我们必须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我们想重获邻居的信任，就必须处理好历史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不想报仇，只想得到公正。”
 
自1995年以来，因为痛失所爱，季扎一直都是个无法挣脱牢笼的囚徒。她站在家里的阳台上，俯视着四周被毁的房屋说道：“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不能用他人的悲伤来换取自己的快乐。没人能在这个地方重建幸福的家园了。我在这里养大了我的孩子们。每当离家在外的时候，我都想赶回家陪伴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尸骨已经被找了。但是在我心中，我仍然认为，孩子们有一天可能会回来吃晚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的评论

在冲突中，人们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踪人员》中讲述的故事体现了战争带来的深深伤痕：失踪的亲人命运未卜而且无法让死者有尊严地安息。这些故事还表明不仅逝者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家人也丧失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不知道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父亲或母亲的下落，这增加和延长了亲人所受的痛苦。只有面对失踪人员家人并倾听他们的叙述时，你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有多深。
 
在前南的连续冲突中，被报告失踪的人员已有超过半数确定了下落，还找到了数千具遗体并将其归还给家人。在伊拉克、危地马拉或车臣冲突中，能够确定下落的失踪人员数量很少，比较而言，巴尔干地区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奋。在西巴尔干地区，寻找失踪人员的工作能够取得相对成功有三个原因：首先，家人能够迅速向红十字和其他在战争期间开展广泛一线工作的国际组织报告亲属失踪的消息。其次，在过去10年中，DNA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大幅增加了正确辨认无名遗体的可能性。第三，失踪人员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工作重点，国际社会一方面向前交战各方施加压力促使其为失踪人员家人提供答案，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还为确认该地区墓穴中发现遗体的身份提供资金，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间，巴尔干地区每个国家中都有数个国际和国内的关键参与方以多种方式为失踪人员家人以及他们的协会提供支持。他们的工作也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和国际社会将该地区的失踪人员问题及家人的需求作为关注的重点。
 
然而，显而易见，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仍有15000多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家人仍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数万名家属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宁，这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和解。必须将提供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和答案作为工作的重点。他们还必须重点帮助家人满足其最迫切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需求。
 
根据国际人道法，《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应对武装冲突受难者负主要责任。他们有义务为家人提供有关冲突期间在其控制领土内失踪之人下落的信息。为履行这一义务，前南各国必须开展更多工作。首先，他们必须广泛搜索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信息，包括有关潜在墓穴或冲突期间/冲突结束后不久发生的遗体转运的数据。其次，为了加速遗体发掘和辨认工作，他们必须增加给相关国家委员会的拨款。第三点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点，即西巴尔干各国政府必须开始无条件交流有关失踪人员下落的信息。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要求签署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尊重公约并确保公约被尊重。基于这一条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敦促西巴尔干各国政府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大工作力度，为失踪人员家人找到答案。
 
在大量数字和声明的背后是一个个男女和儿童，他们的生活因无数暴力事件而支离破碎。成千上万个受影响家庭必须获得相关信息和支持，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的根本问题。一如既往，澄清失踪亲人的命运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行动部主任
皮埃尔•克雷恩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