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寻人服务局：“尊重过去，肩负未来”

“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接手领导和管理国际寻人服务局，我将不胜感激。”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提出的这一简单请求是同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他相关国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磋商5年的成果。该请求是以书信的形式提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时任主席保罗•吕格尔（Paul Rügger）的，必须放在当时政治发展的背景下审视。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作为被占领土的地位被取消。这意味着同盟国驻被占德国最高委员会不复存在，该机构曾负责监督寻人服务局的工作。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受托代管的同时，旨在组建国际寻人局国际委员会的协议（联邦德国作为主权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协议）正式生效。该委员会最初只有9个成员国，现在有11个成员国，他们的代表今天都有出席。

阿登纳总理的信件强调寻人服务局的活动应该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开展。在进一步交流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意以公正和中立的方式承担各方委托给该组织的领导职责。这一事业反映出国际人道法（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重大发展：汲取二战的经验教训，改善对平民居民的法律保护。我们知道，这一设法保护平民的工作在未来几十年内常常无法开展。尽管如此，寻人服务局遵守日内瓦公约精神的承诺标志着其在欧洲政治舞台和国际人道法历史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如此多的平民首当其冲地受到各种苦难的影响，他们正是寻人服务局工作的重点。几十年来在巴特阿罗尔森收集的数百万份文件构成了寻人服务局的核心档案。这些文件见证了压迫和不公，见证了战俘的苦难，见证了强迫劳役、流离失所者、离散家庭和被剥夺的童年。这些文件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遭受的苦难命运。在此，我们直面“公约精神”，它将个人视为享有独立权利的个体，而不是军事或政治目标。

将人权和人的尊严置于工作首位的决心促使寻人服务局早早采取措施防止受害者和幸存者遭受不恰当的干扰和注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观念发生改变，我们认识到向研究者及其他相关方开放档案是服务局工作的一项必要且合理的扩展。因此，自2006年起，档案向研究者开放，并且这个曾经仅致力于寻人和为失踪者家人提供信息的组织如今也参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国际寻人服务局新协议代表了对这一改变的认可。

自1955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临时调派了7名代表轮流担任国际寻人服务局主任。他们分别是尼古拉•布尔哈特（Nicolas Burkhardt）、阿尔贝特•德科卡特里（Albert de Cocatrix）、菲利普•齐格（Philipp Züger）、查尔斯•比德尔曼（Charles Biedermann）、托尼•普凡纳、雷托•迈斯特（Reto Meister）和让-吕克•布隆代尔（Jean-Luc Blondel）。有5000至6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经受过战争之苦）为寻人服务局工作。我谨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未来将要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1955年，人们以为寻人服务局的活动会在5年内结束。然而今天，我们却看到该机构如何通过转型来满足研究和纪念的需求。几周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满怀信心地将寻人服务局的领导权转交给丽贝卡•伯林博士。我们很高兴寻人服务局将能够依靠伯林博士的渊博知识继承并发展数十年来久负盛名的活动。

我们可以从过去60年汲取哪些经验呢？

我认为至少有三条。

第一，国际寻人服务局的成立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同盟国和德国都意识到战争的结束将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找到失踪者（或至少澄清他们的遭遇）并帮助家人团聚曾经是并仍是在这种悲惨事件发生后重建社会的关键。如果像最近一些冲突之后那样这一工作遭到忽视，那么社会和心理复原的过程就会一直缺少点东西，继而会阻碍确定真相、确保正义和实现和解的进程。这是寻人服务局目标的核心，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国际寻人服务局对在欧洲及其他地方促进和解发挥了真正的作用。

第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组织可以帮助疏通政治进程，这一进程在刚开始的时候因过去的敌意和相关方之间缺乏信任而不可避免地面临重重负担。这同样适用于当今世界充满紧张态势和激烈冲突的局势。虽然仅靠人道行动无法发挥一切作用，但至少可以通过为身处危难之人提供援助来弥补裂痕，从而帮助为对话和相互理解铺平道路。寻人服局实现这一目标是具体通过签发证明使幸存者或其亲属得到应得权益或仅仅明确获知亲人的命运。

最后，国际寻人服务局说明了能够记录历史事件是多么有用，能够将工作建立在一套牢固的档案上是多么有益（包括当那项工作涉及经济赔偿和补偿时）。同样，对于研究和教学也是如此，它们通过其他方式各自构成了持续的人道工作。档案不是随便放置在密室中布满灰尘的一大堆文件。它们是历史学家、教师、新闻工作者、政治领袖将要听到的声音，也是我们公众将要听到的声音。保存保护档案并将其公诸于众是我们职责之一，因为我们要努力优化教育并维护人们的权利。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很快将移交寻人服务局的领导权，但该组织不会对服务局的工作完全置身事外，它将继续在国际寻人服务局国际委员会内担任观察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日内瓦总部，特别是通过其中央寻人局及其保护行动积极与国际寻人服务局保持经常联系，并热切希望该机构成为全球人道寻人网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该网络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组成）。国际寻人服务局在过去数十年间掌握的大部分经验将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来的行动更加有效。要找出证明这一潜力的实例并不费力。当你看到来自马里北部莫普提的母女经历数月的分离和不确定后，终于在寻人工作的帮助下团聚时那一双双闪动着泪光的眼睛，你就像是看到战后德国的照片。

一起合作这么多年，即将分离，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怀旧甚至伤感，但这种感觉因相互的感激和尊重而冲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认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同盟国的合作是令人自豪和满意的。国际寻人服务局如今是一个众所周知和备受尊敬的组织。寻人局国际委员会以最大的自信发挥着监管作用。随着管理职责的移交以及对国际寻人服务局的支持从德国联邦内政部移交给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处，德国政府显示出它将国际寻人服务局以及国际寻人服务局未来的合作伙伴德国联邦档案局视为文化和交流的驱动力。我想请求今天在座的伯格伦-默克尔（Berggreen-Merkel）局长向德国政府转达我的感谢，感谢其多年来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遗余力的支持。

国际寻人服务局努力为人们服务。该机构拥有档案，而那些档案反映了独立的个人以及二战及其他时期数百万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今天在座的还有托马斯•比根塔尔（Thomas Buergenthal）教授，他的名字就可以在那些档案中找到。比根塔尔教授自嘲地将自己描述为“幸运的孩子”。我期待您向我们讲讲这份幸运。

我在这里见到你可能纯属幸运，无论如何这对我而言都是一件重要的事。你个人的历史横贯于世界历史之中，你的记忆将使我们大家能够以一种可以忍受的方式来经历现实中完全无法忍受的东西。作为历史学家我钦佩你有关纳粹独裁的深刻研究；作为外交官我极为珍视你对国际人道法的投入；今天对于我这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而言，你是“认知灾难”以及那场灾难给众多人生活造成可怕后果的活生生的纪念。那场灾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紧要关头失误。我们的失误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规范的罗盘；我们的失误是因为无助但沉默地旁观；我们的失误是因为我们从绝对有效的观察中得出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结论。

如今我们知道通过支付一些钱来赎罪在经济和法律上都很成问题，而从道德层面上根本就行不通。华丽言辞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慰藉，但这种慰藉不会长久。保持沉默会使压力加剧直至以无法预见的毁灭方式爆发出来。而谈论往往只是空话连篇的游戏。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纠结如何应对罪恶。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也许就是从最简单的部分加以纠正，并保持坚定不移的决心下次做得更好。今天我们不能动摇这一决心。我们衷心感谢您，比根塔尔教授，很荣幸今天您能够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寻人服务局邀请来到这里，为我们讲述您的个人经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让出国际寻人服务局的领导权，但我们相信我们所共同学会珍视的人道原则将继续鼓舞它的工作。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以及平衡的观点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要将其解释为被动消极或从象牙塔中俯瞰世事的冷静客观。这些原则应该被理解为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以中立的方式行事意味着为身处危难之人服务，给予他们倾听和支持而不加以任何评判。公正促使人们采取平衡的观点。独立是任何人道组织为了开展其职责范围内的诸多极为艰难的工作所需要的。国际寻人服务局国际委员会确定了其独立性，给予其新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离开之际生效。

今天我们站在过去和未来的门槛上。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写道“尊重过去和肩负未来是人生中的正确态度”，难道还有比这更恰当的描述吗？我认为这是国际寻人服务局一个不错的主旨，我们相信服务局必将本着这一精神满怀信心地继续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