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黎巴嫩红十字会在黎巴嫩开展的行动（1975—2015年）

1976年。受伤的平民在战地医院接受治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让维耶 • 德 • 里耶德马当（Janvier De Riedmatten）说:“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村子，这里正在进行着持续的激烈交火，我们转移了被困在家里数月的三家人。局势平定之后，我们设法把在贝鲁特避难的这几家人送回他们的村庄。我永远不会忘记其他村民看到这三家人时的反应。他们坚信这几家人已经死了，以为自己看见的是鬼魂，所以全都跑了。他们就是无法相信有人能在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围困中活下来。”

197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驴子行动”，即由驴子将食物运到黎巴嫩南部的各个地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工作人员、曾担任黎巴嫩红十字会紧急医疗服务负责人的奈莱 • 哈希姆（Nayla Al Hachem）说道：“我看到驴子能够绕开由人铺设的用来杀害他人的地雷。那天，我学会了相信动物；但我从未丧失对人类和人性的信心。每次紧急行动之后，对我的宗教信仰或国籍一无所知的陌生人都会拥抱和亲吻我。他们知道的仅仅是我戴着这个代表着中立、公正和人道的标志。我从中学到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他人时，一切皆有可能。”

198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与贝鲁特一名102岁的受益人交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援助助理克里斯汀 • 雷奇当(Christine Rechdane)表示：“35年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不过我会试试看。成百上千个家庭的面孔、笑容和泪水——我很感激他们让我分担他们的悲伤和泪水。这样看来，我的职业生涯和我的人生也许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服务’。”

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一个遭到破坏的公墓。

“红新月会没有关于我们经历的这场战争的档案，我可以说说这张反映巴勒斯坦总体悲剧的照片。我是一名普通内科医生，在实践中掌握了外科技能。在雷希迪耶营地（Rashidiya）我治愈和医治了很多人，但我却没能救活我最亲的人——我的兄弟苏卜希和奥马尔，对此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医生萨拉赫 • 艾哈迈德说。

1983年。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代尔凯迈尔（Deir el-Kamar）的平民疏散到贝鲁特之前。

前黎巴嫩财政部长迪姆耶努斯 • 凯泰尔说道：“我在黎巴嫩红十字会做了12年的志愿者，期间我通过人们的眼睛经历了那场战争，至今仍心有余悸。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代尔凯迈尔的平民转移到德克万，一个老人问: ‘你们没有武器怎么保护我们？’我热心地答道：‘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保护者’，他语带无奈地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算是大炮也保护不了我们。’在我们安全抵达贝鲁特后，他明言：‘我想这个标志确实能够保护我们。’那天我的回答并不是出于任何真正的信念，但今天我确信，在战争中只有这个标志能够保护我们。”

1983年。黎巴嫩贝鲁特被摧毁的街区。

“战争没能夺走孩子们的欢乐，你会发现他们在停战时跳上自行车在城里游荡。他们不关心城市被毁的原因，只希望停战的时间能更久一些，这样这种乐趣就不会停止。2008年的时候贝鲁特没有被摧毁，但已经是座空城。我本想等连番的暴力活动停止后再去部分重拾我的生活。但那种情况没有出现。在那场微型战争中，我的朋友在前线与其他黎巴嫩人交战。这一次，战争夺走了我的朋友们；他们成了战斗员。”一名失踪人员的亲属迈塞姆 • 凯西尔说，他是阿拉伯卫星电视台(Al-Arabiya)的记者。

198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贝鲁特移交黎巴嫩士兵的遗体。

“你可能读到过战争和大屠杀，但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更为残酷。你会发现自己为不认识的人哭泣不止，你对他们的人生其实一无所知。这种痛苦无法说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战争是丑陋的。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恐惧。”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伊马德 • 泰贝斯（Imad Tabash）说。

1987年。疏散贝鲁特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的平民。

“我17岁时就志愿为黎巴嫩红十字会工作。为成为在战争期间工作的志愿者，我在申请的那天不得不谎报年龄。为了不让我的父母担心，我通常不告诉他们自己真正的行踪。最让我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在与各武装团体商定停火之后连着三个小时转移死者和伤者。在事发之时我从来没有哭过。但回到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时，我掉下了眼泪。当我们的救护车和志愿者被当作攻击目标时，我极为愤怒。得知所有的志愿者都安全返回各自的中心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刻。但总是能让我高兴到极点的是得知有人获救的时候。”黎巴嫩红十字会秘书长乔治•凯塔奈（Georges Kettaneh）。

1987年。黎巴嫩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疏散贝鲁特夏蒂拉难民营的平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汽车调度经理费鲁克 • 泰莱卜（Farouk Taleb）说：“我的记忆变得随意而具选择性。我无法概括我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37年的工作。我所有的记忆都在纸上，而不在我脑海里。它们就像一道道闪光，有明有暗。有的真的很耀眼！战争的确是一段痛苦的时期，但提供帮助时不管受助者是谁也不管他们在哪里，带来的感觉却是苦乐参半。”

2006年。贝鲁特郊区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景象令人绝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黎巴嫩南部的提尔的一线官员尔耶德•德卜克 (Ryad Dbouk) 将2006年7月的冲突形容为：“最具毁灭性的、最为残暴的战争之一；所有的基础设施和电网都成了攻击目标”。这张照片中的人住在贝鲁特南部，当他看到自己的家和邻舍在毁灭性空袭后的惨状时发出了痛苦和绝望的尖叫。

2006年。7月份战争结束后修复供水网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程师们与不同当局合作，修复受损的水库和管道，并设置流动蓄水箱，以应对黎巴嫩南部居民迫切的用水需求。供水网络一经修复便可通过长达160公里的管道网向成千上万人供水。

2012年。贝鲁特什雷菲埃（Ashrafieh）街区发生爆炸之后。

黎巴嫩红十字会志愿者瓦西姆 • 里德（Wassim Rida）表示：“他们和我很像，差不多同龄。他们手上带着结婚戒指，钱包里有孩子的照片。家里有人在等着他们。他们应该在爱人的臂弯里，而不是在我发现他们的地方，因为一场毫无意义的爆炸而尸骨四散。”

2012年。在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遭受连番暴力袭击期间，黎巴嫩红十字会志愿者帮助一名小女孩撤离。

纳伊夫在黎巴嫩红十字会从事志愿服务已有九个年头，当被问及这段经历时，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折着的《使者报（Assafir）》旧剪报。新闻报道配的照片里他抱着一个小女孩。他看上去像在飞似的。两只脚都离开了地面。他说：“这个小女孩吓得尿了裤子。不只是她害怕，我也很害怕。我们所有人在工作时都很害怕。恐惧是我们最重要的防御机制。再看这张照片，我似乎在极速狂奔，就像飘浮在军队和战斗员之间，但今天回头看这张照片，回想当时发生的一切，我是因为救了那个孩子而开心地飘了起来。”黎巴嫩红十字会志愿者、黎巴嫩红十字会的黎波里中心主任纳伊夫 • 舍赫德（Nayef Chehade）。

2014年。一名叙利亚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在的黎波里的武器创伤学培训中心医院（WTTC）接受治疗。

在对叙利亚的炮击中受伤的穆罕默德伸出了手指。你一度以为他可能是在作出胜利的手势，但穆罕默德其实是在说他的两个孩子，他们连同他的眼镜都被埋在瓦砾堆的下面。那堆瓦砾曾是他在叙利亚的家。但他不需要眼镜来看清楚一件事：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无论战争的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