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有能力改变历史进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哈佛大学欧洲会议发表致辞

下午好，

很荣幸今天能在此发言。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意料之外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塑造世界的未来，以及欧洲在其中的角色。

同历史上每一个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正目睹法律和外交的基石在承受巨大压力。

因为世界是严重分裂的。因为冲突的数量在增加，强度在升级。致力于在战争中保护人类的规则——国际人道法屡屡被无视、违反，甚至完全忽略。

这无疑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但我希望你们，特别是已经或打算担任全球领导职务的人，承认另一个事实：多边主义终将占据上风。

没有民众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若不是个体之间合作创建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机构，我就不会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站在诸位面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由一群富有远见的人们创立，以在冲突中维护尊严和安全。它的存在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哈佛大学具有国际影响力，就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与世界紧密相连。要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需要追求知识，培养对世界复杂性有广泛理解的领导人。

人类的本质始终是相互依赖，而不是分裂。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如果我们拥有稳定而非混乱，和平而非战争，那么我们拥有繁荣生活、见证子孙后代——我们的孩子们——茁壮成长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这一点我可以现身说法。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记录了120多个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其中许多冲突比前几年更为激烈，人道代价显而易见。

本月我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我遇到的一些家庭悲痛欲绝，渴望亲人能够回来。我见到一些母亲，她们躲在瓦砾中的临时帐篷里，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寒冷、恐惧和饥饿的伤害。

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乌克兰、缅甸等国家的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破坏模式。

在我看来，不存在所谓的“被遗忘的冲突”。从乌克兰到苏丹再到加沙，我们见证了那些在短短数年前可能还未引起关注的危机。然而，三年后，重建的成本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千亿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令人震惊，恢复的道路漫长而艰巨。

我们不能再忽视的是，正是战争的经济后果主导了西方国家的选举和预算谈判，尤其是欧洲议会。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目睹的苦难的规模并非不可避免。民众有能力改变历史进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战争法得到更好尊重的世界：一个平民不受攻击，医院成为伤病员的避难所，人道援助抵及有需要的人手中，战俘得到有尊严的待遇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它需要勇气和领导力来跨越分歧，在我们共同的人道中找到共同点。

什么能够促进稳定？什么能确保后代更加安全，不会承袭过去冲突所滋生的仇恨？

答案不在于进一步分裂，而在于缓和局势；认识到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认识到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必须超越政治分歧。

然而，我们正在目睹蓄意以平民和人道工作者为目标，并使用无视战争规则的武器。这不再是国际法“是否”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何时”被打破的问题。

我想问你们：什么是胜利？谁来决定战争的胜利？

如果剩下的只是焦土，我们还能取得胜利吗？或者更糟，背叛社会契约？

当战争以残忍和野蛮的方式进行，不顾人性时，通往和平与和解的道路就会困难得多，全球稳定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如今，“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政治逻辑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把人的生命置于衡量的天平上，仿佛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

但我要问你们，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坐在你旁边的人的生命应该比你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吗？我的生命应该比你的更有价值吗？

我们从历史中知道这种思路有多危险。本周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它鲜明地提醒着世人仇恨、偏见和法治崩塌的毁灭性后果。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如果我们允许他人被非人化，我们共同的人道基础——对自身生存权利的承认——就会崩塌。

自从就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途径，帮助各国缓和局势，摆脱目前分裂、死亡和破坏的轨迹。

以下是我所学到的：

首先，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绝不能被束之高阁，而必须得到适用。这些是保护人类生命的基本原则，不分国籍、种族或宗教。各国之所以接受这些规范，是因为它们确认了某些权利作为人类固有权利的地位，并提醒我们，即使在战争时期，每个人都享有尊严与法律保护的权利。

我学到的第二点是：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概念——将政治战略和行动简化为区分朋友和敌人——显然很流行。但我非常不同意这种政治方式。

如果政府想让经济和政治稳定重回正轨，仅仅与敌人对抗是不够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向其盟友施加压力，影响其朋友，在必要时改变其行动，尊重关键的国际协议。

领导需要勇气。领导力就是选择更艰难的道路：呼吁克制，呼吁对话，呼吁尊重支配战争与和平的规则。

最后，第三点经验是：迈向和平有百步之遥，但第一步是人道行动。

前线的人道行动可以稳定社区的紧张局势。只有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生命才能得到拯救，医院和学校才能保持开放，市场才能正常运作；战俘才能得以交换。防止公共行政和提供基本服务的全面崩溃，才能减少战争的代价，和解就会变得更容易。

作为国际公认的中立调解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被要求执行停火协议的最初环节。这能够在交战各方之间建立并维持沟通渠道。

在世界各地，我们许多在危险局势中开展工作的同事们正与战斗员交流，以便获得拯救生命的援助，撤离伤员，促进人质和被拘留者的释放，或将消息带给与亲人分离的家庭。 

没有我们的中立，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常被误解的原则。但是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工作。只有保持中立，我们才可以根据民众的需要，而不是他们处于前线的哪一方，来提供帮助。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与各方当权者对话，影响战争的进行方式。

这也意味着要承受压力并常常面对激烈的批评，指责我们的中立使我们成为同谋。很多时候，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屈服于压力、选边站队无疑更容易。但如果我们失去了中立，我们就失去了开展人道行动的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探视双方的战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前线疏散平民。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帮助人们获释并返回家园。

国家永远不会完全中立，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然而，这些国家需要中立的参与方来支持它们为和平奠定基础。

这让我想到了本次会议的主题：领导者还是梦想家。

虽然维护国际人道法始终是各国的首要责任，但我们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日内瓦公约》的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我们的代表、工程师、会计师、司机和律师都遵循同样的真理——所有人的生命，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同样值得保护。

在战争的复杂性和恐怖中，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指导着我们各个层面的工作，从我们的代表在实地做出的如何提供援助的决定，到我们如何高效地分配资金，以满足民众需求为基础发挥作用。

对于诸位未来的领导者来说，道德清晰和勇气意味着什么，我想说的是：领导力需要的不仅仅是决策能力，更是做出正确决定的勇气，即使这些决定既不容易也不受欢迎。

就我而言，就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承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承认通往和平的道路需要合作、妥协，以及最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作为一家在全球拥有近2万名员工的机构的主席，我永远不能忽视我所在机构面临的现实和制约因素。过去两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迫裁减了数千个职位。这是一个我既不愿意强调也不愿意记住的数字。但为了维持我们的行动支柱，采取严厉措施开展重组是必要的，为的是在严峻的财政压力下保护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然而，我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针对国际人道体系的压力和攻击不断增加，而这些国家原本历来是国际援助的创造者和坚定支持者。

如果政府被迫减少人道行动的支出，他们就需要在制止战争方面做得更多。我刚才说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记录了120多起武装冲突，至少是30年前的三倍。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紧急制止这种恶化趋势。

解决以上问题有一条前进的道路，有一把钥匙。它始于对75年来指导我们的原则的重新承诺。《日内瓦公约》今天仍然与最初通过时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只有在冲突各方都尊重和执行这些原则时，它们才能有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与巴西、中国、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共同发起一项全球倡议，重振对国际人道法的政治承诺。这一倡议旨在打破传统藩篱，拥抱新的多边现实，并创造一个平台，让各国能够共同努力，加强对这些基本的、挽救生命的规则的尊重。 
 

这项倡议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当今大势所趋。

未来的战争将依据当今冲突所设定的标准而进行，我们不能让约束战争的标准进一步降低。

今后两年，我们将应对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这将通过多个工作领域来开展。这项工作将由法律和军事专家开展，并最终在2026年底组织一次全球会议，以重申我们对国际人道法的共同承诺。

本周早些时候，我向联合国大会的所有成员介绍了这项倡议。我离开时倍感鼓舞，全球所有区域的国家都表示支持多边主义，这更证明多边主义并未消亡。世界可能看起来与过去不同，但合作的必要性仍然像以往一样至关重要。

不是每个人都在领导一个人道组织。你们中的毕业生将离开这所优秀的学府，投身于各个领域和行业的专业发展。我自己也曾供职于多个领域和不同组织。通过这些经历，我深信，无论你们选择哪条道路，都值得将人道精神置于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