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我对人质危机的记忆是恐惧。当人们正在享受美食和饮品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冲进了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Morihisa Aoki）的官邸花园，命令所有人全部躺下，大约600位客人——秘鲁官员、外交官、日本商人、社交名流，还有我都陷入了恐惧。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爆炸物和催泪弹的气味；小型武器震耳欲聋的响声和手榴弹的火光刺痛着我们的喉咙，震动着我们的耳鼓。当时，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的叛军躲避到官邸之内，并与包围了官邸的秘鲁安全部队激烈交火。我们这些人质向接待室移动，徒劳地想藏在家具和窗帘后面。我们突然从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客人变成了游击运动组织的人质。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那段漫长的路——实际上不过十米的距离——从官邸大门到周边十米远的地方。当时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接受了由我作为调解人与安全部队进行交涉从而安排停火的提议。在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与当局的合作下，当晚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那段路上穿梭，护送上百名人质重获自由。他们中间有官员和显要人物的妻子、老人、生病和受伤的人。这成为了另一个更加复杂的行动——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人道与外交马拉松的热身赛，其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努力确保其余人质能够平安地活下来。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时间仿佛停滞了，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７２名人质的头上——当其他人在最初几天获释之后，重要人物被留作了谈判的砝码。这些人包括秘鲁的政府、武装部队、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成员，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这其中有一位非凡人物——一位秘鲁的牧师，在这场考验中，他自愿与其他人一起留了下来。每当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或秘鲁安全部队要诉诸武力的时间快要到来时，官邸中的每个人都在颤抖。
 
十年之后，我不仅记得触目惊心的事件，而且还记得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我记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的每日班车负责发放食物、书籍和消遣物品，并提供洗衣服务以及化学厕所的维护。班车还负责传送红十字通信，这是被俘者与其外界亲属之间唯一的联系——这些实实在在的信件带来的不仅是温柔和爱，也有焦虑的泪水和未卜的命运。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人质们继续生活的能力，他们在分配给他们的官邸二层的房间里根据其国籍和职位安排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个人卫生及家务活，生动或温暖的谈话，学习，阅读，一系列讲座，还有几次简短的庆祝活动，定期的桥牌游戏，身体锻炼和吉他演奏会……，所有这些都是在与住在官邸一层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成员之间的艰难共存中进行的。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保证者”的不懈努力，即，天主教会和加拿大，它们与日本（拥有“观察员”身份）一起，努力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他们以耐心和坚持主持了秘鲁政府代表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代表之间的十多 次会议。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议进行“斡旋”的决心。其使命不允许它参与政治斡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竭尽所能地鼓励谈判并为谈判提供便利。而且它在必要时，从人道角度维护了人质的利益，同时，提供了一个框架和一套程序。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来自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的１４个人有多年轻。他们沉重的军事装备无法掩藏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所属社会的无知。他们认为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人们讲的是一种南美土著语言——奇楚亚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就如同在肥皂剧中一样，万事总有美好的结局。
 
  十年之后，我还记得让我们—— “人道工作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和自危机之初就来到利马加入我们工作的日本红十字会的成员——团结一心的那种精神。日本红十字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日本人质的需求，同时，还向我们介绍了日本的习俗和传统。在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结束之后品尝一下我们给日本人质发放饭菜后剩余的寿司、握寿司或烤鸡肉串，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十年之后，我记忆最深的是每个人的伟大和不幸。在125天中，我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目睹了人质家人以及秘鲁和日本公众的焦急。我们不遗余力地为每个人争取机会，但是当我们在电视上无助地看到秘鲁安全部队对官邸发起攻击时，我们不禁因恐惧而颤抖。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事情。不可否认，从和平解决冲突的角度而言，行动是不成功的。但是也并没有失败。更确切地说，它们见证了我们存在的理由：通过我们的人道工作保护受敌对行动或其它形式之暴力威胁的人们的生命和尊严。”
 
五年之后，米歇尔•米尼格，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莫斯科代表处主任，不得不面对一次类似的危机：一个武装团体在俄罗斯首都的一家剧院将数百人劫为人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次扮演了援助人质的中立调解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