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恐惧到希望
Photo: H.D.Finck/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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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后期，尼日利亚内战开始时，我还是一个早熟的7岁孩子。和父亲一样，我沉醉于收听电台里的新闻节目。每天早晨，父亲刮胡子时就会把他的晶体管收音机调到比夫拉电台。我本来应该做一些家务，像洗盘子、照看爱哭的弟弟、扫地之类，但我却总是呆在父亲和他的收音机旁。
比夫拉电台播放的新闻大多是狂热的宣传，所使用的语言也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经常报道"英勇的比夫拉战士"是如何"消灭"或"铲除"敌军的。
令我和父亲难过的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家比夫拉电台。除它之外，我们还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节目，有时还能听到尼日利亚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电台很少报道比夫拉士兵的英雄事迹(如果有的话)，倒是不断报道"联邦军队"击退"叛军"的新闻。
奥凯·恩迪比(右)曾是比夫拉战争中的一名儿童难民，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小说家和撰写非洲题材作品的作家。在《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正在进行的七项基本原则系列报道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人道的看法。Photo: Okey Ndibe
战争使得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也找不到作为人的感觉。战争最残酷之处并不在于它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更为严重的是，在战争中人会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父母和许多其他比夫拉人都认为在"敌人"眼里自己已经不再是人了。
同样，被围困的比夫拉人也开始认为他们的"敌人"也不属于人类。那些从低空快速掠过的飞机上向我们投下巨大炸弹(或者阻止我们获得食物和药物)的人不可能属于人类。
1994
年，短短几个月内，80万卢旺达人被杀死(这是当代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之一)，使世界上许多人为之震惊。同在尼日利亚一样，卢旺达媒体也对这场悲剧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后来，国际法庭对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s Collines)的两名所有人和其他煽动仇恨与暴力的媒体所有人进行了审判及定罪。这是对媒体丑化"另一方"(无论是基于种族、宗教还是其他因素)的裁决。这种丑化行为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常常会煽动、加剧或助长针对既定受害者的暴力。
卢旺达持续三个月的屠杀狂潮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潜在原因：回忆可以成为最深的伤口。在杀人时，一些屠杀者常常将一家人除一人外全部杀死，然后告诉这个逃过一劫的人自己是故意留下他/她的性命的，目的是让他/她承受这段惨痛记忆所带来的痛苦。几年前，我看了一部讲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漫长危机中妇女们所经历的苦难的电视记录片。一个又一个目击者讲述了自己被政府军或叛军士兵强奸的恐怖经历——她们中很多人曾被双方士兵强奸过。
毫无疑问，这种惨绝人寰的经历折磨着她们。也许，这种经历也使她们变得麻木，就像饥饿将数百万比夫拉儿童折磨得不成人形一样。饥饿导致比夫拉儿童身体畸形：他们的腿细得像麻杆，肚子又大又鼓，脖子很细，脑袋很大而且青筋凸起，头发干枯易断没有光泽。强奸者根本不把这些妇女当人看，被强奸的妇女也认定这些男人都是衣冠禽兽。
在审判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暴行的国际法庭上，将性犯罪作为战争罪或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检控，为把种族灭绝的煽动者和实施者绳之以法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些审判和判例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有益的记忆。规范文明、尊重生命的法律原则以及执行这些法律原则的国际法庭，对人们日后如何回忆自己的遭遇至关重要。
新的挑战
交战方和政府越来越注重通过发展和人道救援赢得当地居民的"心意"。在与那些机构的密切合作中，一些人道组织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家和军队的工具，不再是中立、独立的人道组织。同时，军队有时直接指挥人道救援。由于救援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随着交战方越来越将人道工作者视为是敌方军队派来的，有关安全的新问题就产生了。
这
就是人类历史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人类已经走向光明、自由，人道原则和技术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却又走向压迫、暴力、仇外、抹黑 "另一方"、更高效的屠戮方法。例如，过去20年来，在波斯尼亚、黎巴嫩、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等地发生了损失惨重的冲突：有的是宗派战争，一派想要征服另一派；有的由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狂热或鲁莽的民族主义激情所推动；还有些冲突导致少数人丧失人性或战斗员相互之间的人性堕落。
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作为人的认知也会遭到重创。几个月前，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一所小学，枪杀了20名儿童、几名教师和一名校长。这起血腥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家(也在康涅狄格州)35分钟车程的地方。就连我这个战争的幸存者也无话可说，心情极为复杂。
自诞生之日起，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就以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为己任，国
际社会和国家努力防止、减轻世界任何地
方发生的人类苦难。其宗旨是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保障人的尊严，促进各族群之
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一支重要的力量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将永远是一支繁忙而重要的力量。在比夫拉战争中，作为一个小孩，在跟着父母到救济中心寻找食物、药物、衣物和其他东西时，我看到过红十字的基本人道理念在发挥作用。有时，由于有需要的人太多，我们只能空手而回。这时候，我能感到父母的失望，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将要面临数日、甚至数周的饥饿。即使这样，也总能感到存在一种不灭的希望——这种希望是红十字和其他救援组织所带来的。
今天，尼日利亚红十字会仍然向受难者送去援助，比如在受部落暴力威胁的村庄实施急救、或照料车祸中的伤者。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或挪威一个夏令营射杀儿童的残忍行径继续激起高尚而美好的人的抗议。而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实质：一种真实可行的、在战争中激发出美好事物的方式。而且，这也是朝着帮助战争、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所迈出的第一步。
作者：奥凯·恩迪比
奥凯·恩迪比是一名作家，也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文学教授。
原载于红十字红新月杂志2013年第1期：一次深入人道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