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曾经的被拘留者回忆狱中生活及红十字的探视

  你曾说过，与漫长的单独拘禁相比，肉体酷刑算不了什么……在那种环境下，你如何找到支撑你长期以来坚持下去的力量？能说说红十字对你的探视吗？你想对目前在80个不同国家探视被关押者的代表们说些什么呢？你认为红十字的探视最积极的成果是什么？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我实施了电击、水刑、殴打等各种酷刑，这些到一定程度就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而单独禁闭是完全不同的折磨。他们将我们这些全国解放运动领导人逐个分开，关押到全国各地。实施这种孤立行动的将军公开表示：“我们没法杀掉他们，但我们抓住他们后可以把他们逼疯。”我们九位领导人中有一人死在狱中，两人神经失常。
 
我是与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和费尔南德斯•维多夫罗（Fernández Huidobro）一同入狱，后来他们把我们在乌拉圭全国的不同监狱中转来转去。我们在地下室被关了很长时间，那里一人最多只有两平方米的活动范围。他们常常不给我们水喝，所以我们只能喝自己的尿；常常不给我们食物，所以我们只能用虫子充饥……他们一天只允许我们去一次厕所。一旦你进入囚室，就是在受惩罚，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人全身的器官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膀胱成了你的脑子，因为你不能思考别的事情。我们从没见过其他人，甚至互相都见不到，我们也见不到阳光。
 
所有这些都营造出非常紧张的气氛，逼得我们只能创造新的沟通方法。囚室里什么都没有：你只能手背后坐在地上。于是，我们重新发明了摩尔斯电码。在圣诞节的那天，我突然听到尼亚托（费尔南德斯•维多夫罗的昵称）在挠我们之间的墙壁，我意识到他是在和我说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取得联系。我坐在墙边，挠了挠墙壁作为回应。然后他开始有节奏地敲击墙壁。尼亚托发给我他觉得符合圣诞节气氛的一个短句。如果我能成功破译第一个字母，我就能明白整段代码的意思。他发给我的那句话是：“活着，幸福”。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保持联系。这宛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告诉对方我们的童年时光、女朋友、革命计划等等，无话不谈。我还给他讲了我心中构思的诗歌和故事。
 
   
 
我相信，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人类对活着的渴望就像常春藤紧紧贴着墙壁一样。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的任何人，都是靠着那股信念，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希望有一天能够再与他们团聚。
 
我女儿亚力杭德拉（Alejandra）当时只有7岁，她来监狱看过我。她当时正在接受治疗，她愿意告诉治疗师的一件事是：“我爸爸没有手”。因为他们把我的手拷在桌子底下，所以她看不见。我不能亲手画画或做小礼物送给他，我什么也不能给她。但是在我那间牢房里，墙壁有点裂了，我找到一小块白色的石子。我的双手被铐着，但我一直紧紧攥着这块小石子，当到达探视室时，我把这块小石子交给看守军官，请求他把这个交给我女儿。他嫌弃地看了看，拿了过去递给我女儿。
 
我对亚力杭德拉说：“你还记得大拇指汤姆的故事吗？他第一次走进树林时，一路上在身后留下了面包屑做记号，好让自己找到回家的路。但是小鸟飞过来把面包屑吃光了，所以他迷路了。第二次去树林时，他加倍小心，于是他在走过的路上留下了小石子。因此，他能够顺利找到回家的路，回到那个装满新鲜面包的温馨小厨房里。现在这些小石子大多都不见了，只剩下三块：两块在佩罗的童话城堡里，还有一块就在你手中。我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弄到它的，但它现在是属于你的了。”从那时起，我女儿睡觉时都会把这块小石子放在枕头下，她还告诉别人说：“这样我爸爸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
 
   
 
作为军事独裁者的“人质”，我们不能获准接受红十字的探视 。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去过关押女囚犯的利伯塔德（Libertad）和蓬塔德烈雷斯（Punta de Rieles）监狱，确信他们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关押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酷，我们意识到一定有人对我们表示了关注。例如，为了让红十字的人通过我们的家人知道，如果他们要求改善我们的关押条件，我们会遭到更残酷的对待，我们被迫整晚罚站。
 
一次，红十字来到位于梅洛（Melo）的第8骑兵部队营房，因为我们病得很重。那天，我们注意到一些怪事：看守把我们带出囚室，开了窗户让阳光照进来，还搬进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不断地在椅子上挪来挪去，我已经有10年没有坐过椅子了。
 
他们给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带我们到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他们的办公室。我们进去之前，他们拿掉我们带的手铐和面罩，一名军官说：“红十字的人在里面。你们要和他们保持20米以上的距离并且不能说话，否则，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进了屋，和红十字的人面对面，他们身边全是军营的高级军官。军营指挥官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然后他问我是否还好，我说是的，然后我被送回了自己的囚室。红十字的人离开了；我的桌子和椅子都被拿走了，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第二次探视是1984年在利伯塔德监狱，就是在那时我见到了埃尔南•雷耶斯。我和他聊天，就像现在和你说话一样，没有过度的戏剧性渲染，但是带着点幽默。幽默是生存和生活下去的灵丹妙药。
 
   
 
要了解一定的被关押者心理、拷问者心理，也就是监狱心理学。代表们所做的非常有价值，但尝试着理解他人的心理活动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被关押者谈话时，代表们必须牢记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他们必须非常小心，那些拷问者实际上也是监狱的管理者，一旦红十字的人离开，他们将会让被关押者为他们所说的话付出代价。因此，代表们应当将被关押者带离拘留场所与他们谈话。他们不应与监狱当局挑选的被关押者谈话，而是应当自己挑选面谈对象。他们还应与被关押者家人交流。最重要的是保护被关押者并确保他们所做的陈述可以匿名呈报。
 
   
 
红十字探视对一个被关押者的意义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它不仅带来了希望，而且总能取得一些成效。以我们为例，虽然探视并没有改善拘留条件，但他们给了我们某种享有保护的感觉，仅仅是因为红十字的人来看过我们而且证实我们还活着。我想说这就是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