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人道法的力量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维护该法的意愿”

The ICRC president in the 11th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Lecture on IHL.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娜·斯波利亚里茨在2025年8月18日于曼谷举行的第11届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国际人道法讲座上的发言。

尊敬的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
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活动。首先,我谨向诗琳通公主殿下致以诚挚谢意,感谢您邀请我在此次重要活动上发言。

在危机时刻,泰国红十字会承诺提供人道援助的举动令人深感钦佩,我谨在此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对于贵国多年来与我们合作应对紧急局势,携手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推动对平民的保护,我也万分感激。

我赞赏公主殿下、外交部和泰国红会创立并长期运营这一致力于战争规则教育的平台,如今它已成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此类平台之一。

20多年来,该平台享有盛誉的系列讲座彰显出贵国在推广国际人道法、促进国际专家与泰国社会的对话、维护日内瓦四公约中所体现的人道价值观方面的持久承诺。

随着公众日益加深对国际人道法重要性的了解,随着一国领导层在政治层面愈加重视国际人道法,该法的力量亦将与日俱增。

此类系列讲座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将战争规则的保护力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集体良知之中。在战火愈发肆虐、国际法和多边条约面临巨大压力的当下,聚焦于日内瓦四公约至关重要。

现实已不容忽视:如今我们正身处烽烟四起的十年。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界定,全球现约有130场武装冲突。这一数据超过了我们去年的记录,更是远超之前几十年的数字。

虽然战乱国家的数量仍相对稳定,但这些国家内部同时进行或新近升级的冲突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其中诸多冲突旷日持久,往往持续数代。

此外,如今的冲突还呈现出联盟作战、武装团体分裂的特征,有数百万平民生活在非国家武装参与方的控制之下。

最重要的是,这十年见证了国家间战争的增长、政治格局的剧变、联盟关系的模糊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更多高强度冲突爆发、导致毁灭性人道后果的风险。

随着战争逐渐增加,地缘政治分裂不断深化,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正陷入危机,并连带危及我们共同的人道精神。武装冲突如今是引发人道需求的罪魁祸首。而如果战争规则得到更好的尊重,冲突带来的诸多苦难本可预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各地的前线开展工作。我们深知战争是何等残酷,每天都亲眼目睹冲突给民众、家庭和社区留下的深深伤疤。

缅甸,数十年战斗之后人道局势依然严峻,今年三月该国又遭遇毁灭性地震。敌对行动持续不休,在部分地区甚至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员出行和物资运输受限,仍使若开邦等地的大量社区难以获得基本服务。

加沙再无安全之地。我们在当地目睹的景象无论就任何法律还是道德标准而言,均无可接受。民宅中、病床上、在寻找食物和水的路上,平民惨遭杀害,抑或不幸受伤。儿童正因饥饿而濒临死亡。整片领土已化为废墟。不分皂白的战争,加之人道援助极端受限,已使该地无法居住,人类尊严尽失。同时,尽管国际人道法明令禁止劫持人质,仍有加沙人质尚未获释。

俄罗斯-乌克兰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正导致远离前线地区的平民或伤或亡。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截至7月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接收超过14.6万例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失踪人员案例,如此庞大的数字凸显了此次战争对民众的心理和情感造成的深切创伤。

苏丹,平民面临着死亡、破坏与流离失所交织的漫长梦魇。

阿富汗,历经40年战乱之后,平民仍饱受地雷、未爆炸弹药和被遗弃的简易爆炸装置之害。

叙利亚的局势则体现出延宕冲突最为持久、也最令人痛心的一个后果:失踪人员的命运悬而未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登记了3.6万余名失踪人员,而这有可能只是实际失踪人数的冰山一角。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在冲突全程都获准探视所有拘留场所,其中许多失踪案例或许已得到解决甚或得以预防。目前在叙利亚,水电供应系统仍濒临崩溃。同时,地中海沿岸和叙利亚南部近期的暴力局势也凸显出该国通往和平的道路是多么脆弱,而冲突的爆发又是何等迅速。

无论是在加沙、缅甸、乌克兰、苏丹、阿富汗、叙利亚,还是在世界各地数十个其他国家,如此大规模的人类苦难都决不能被视作无可避免的惨剧而默然接受。这并非战争不幸的副作用,而是国际人道法彻底失守的恶果。

这些都是政治失败的后果。

在作战时如抱持“大获全胜”或“能力即正义”的心态,危险的放任主义将由此滋生——法律就会被曲解成“为杀戮正名”,而非守护生命。而日内瓦四公约的制定正是为了预防无谓的苦难和死亡。

如若敌对行动不分皂白,暴力行径不加管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死亡和破坏会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在当前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毫无约束的暴力局势鲜少仅仅祸及某一个战场,而是会不断蔓延。如国际社会在一场冲突中纵容肆意侵略,就相当于向其他人——军方、非国家武装团体及其盟友——释放了一个信号:此等行为在其他地方也可实施。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信息的武器化亦是如此。如今的冲突各方不仅在一线交战,也在数字领域借助有害叙事和煽动性言论来激化矛盾,并为暴力正名。

纵观历史,恐怖事件都源于一种共同的要素:非人化。剥夺他人的人性,会催生将酷刑、虐待和杀戮合理化的环境。
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禽兽之人。任何人、任何领土都绝不应从地球的表面抹去。

在日益由算法塑造的世界中,有害叙事传播的速度达到了空前地步——这也为现实世界带来了危险。

我们目睹了种族灭绝的言辞最终如何转变为残酷无情的现实。

此类言辞中深藏的尖刻仇恨消解了人类的共情,为滋生残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使暴行变为可以接受的行为,甚或看似无可避免。

尊敬的公主殿下,
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们如今身处的,不仅仅是一个战乱时代——更是一个积极备战的时代。全球军费支出创下历史新高。在不同地区,各国都抱着战争无可避免的心态增加武器装备投入,提升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并重整军备。

我所在的组织致力于应对武装冲突的恐怖后果。作为该组织的主席,我的首要责任就是鼓励各国将冲突降级,不要使整个世界走向毫无限度的战争。

此外,我还有一项职责是提请各国注意,负责任的冲突准备工作并不仅仅体现在火力上,而是需要在和平时期就持续投入于国际人道法领域,从而确保该法在战时得到遵守。

近期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凸显了这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敌对行动可能会迅速对平民居民造成严重人道后果。

举例而言,准备工作的内容包括为军事人员开展培训,介绍与敌对行动中保护平民或处理被拘留者等相关的国际人道法核心原则;也包括针对日内瓦四公约规定的具体义务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和交战规则,尤其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

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战时义务十分严格。各国不仅必须理解相关要求,而且还要做好必要制度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准备,以便能够在战争爆发时迅速加以落实或投入使用。

例如,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分别依据《日内瓦第三公约》和《日内瓦第四公约》享有特别保护。各国必须就如何设立拘禁营——而非反省院或禁闭设施——进行规划,且须满足关于避难所、卫生、食物、水和医疗服务的最低标准。

相关最低标准包括男性和女性应分开关押,未成年人应与成人分开关押,但同一家庭的成员除外。根据国际人道法,必须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所有因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原因而被拘留或拘禁的人员,以监督其拘留或拘禁条件和待遇,并使其与亲人保持联络。

落于敌手的受保护人员必须获准与亲人保持联系。其关押期限仅至实际战事结束时止,届时必须将其遣返本国。在此情形下,国际人道法的一项关键要求就可发挥作用:即设立国家信息局

这些国家信息局必须将被拘禁者、被拘留者、伤者病者或失踪人员的信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央寻人局分享,使我们能够将信息传递至“(前线)另一侧”,随后再告知其家属。对于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拘留国必须出具被俘邮片,并将其转交中央寻人局和家属。

上述系统无法在战争爆发后才临时搭建。从被俘邮片到寻找伤者病者和死者,国家信息局作为一项错综复杂的信息管理机制,需要在和平时期就进行规划。如延迟设立,不仅可能导致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形,还会对民众造成实际后果,出现人员失踪、下落不明的情况。

另外,这些机制对扫除障碍、实现和平与和解至关重要。国家信息局在寻找失踪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以组织战俘和阵亡官兵的遣返工作方面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

如战争会波及本国领土,这还意味着国内的医疗系统必须做好准备,在满足持续性医疗需求的同时还要收治大量战伤人员,并处理冲突相关伤情。

停尸室必须增加,法医力量也必须壮大,以确保死者得到身份辨认和有尊严的待遇,防止人员死亡后失踪。

我们知道武装部队正在为军事对抗做准备。但在这项工作的进程中,各国也必须准备好应对人道后果。为此,第一步就是要加大在国际人道法领域的投入——不是在枪声打响之后,而是此时,此刻。 

国际人道法并非供律师在会议场合高谈阔论的抽象条文,而是直接关乎国家、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

如果投资国防,就也必须为国际人道法留出预算。

尊敬的公主殿下,
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们正在见证作战方式的剧变。在各国竞相参与21世纪军备竞赛的当下,我们必须发问: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于这些不断演变的技术,各国在投资开发新型武器系统时又必须考虑哪些因素?

无人机由于造价低廉且可大规模部署,正在成为当今战场上的决定性武器之一。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正在重塑前线态势并彻底变革战场格局,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到加沙、苏丹、缅甸、也门,莫不如是。

无人机并不受国际人道法的禁止。但就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使用无人机也必须充分遵守战争规则。使用低分辨率的模拟系统,加之操作人员缺乏培训,尤其是在涉及低成本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情况下,会引发其能否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重大关切。

距离不是免除责任的借口。无人机操控员及其指挥官与任何战斗员一样,都对其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负有法律责任。

如若不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施行更强有力的问责制,无人机军备竞赛还将升级。更多参与方会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在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的情况下,人道后果必将成倍增加。

随着无人机系统逐步趋向更强的自主性,这就又牵涉到另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领域:自主武器系统

此类武器在启动之后,能够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选择目标并对其使用武力,引发了人道、法律、伦理和安全方面的严重关切。

生死抉择决不能交由传感器和算法。保持人类对武力使用的控制,对在战争中维持问责至关重要。国际法应禁止使用无需人类参与就能够夺取生命的机器。

因运作方式而导致其影响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系统应予以禁止。例如,允许自主武器由机器学习算法控制(即软件能够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我编程),就是不可接受的危险主张。此外,还需对所有其他类型的自主武器规定明确的限制,以确保符合国际法。

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文书对确立明确的禁令与限制而言至关重要;如若没有相关文书,我们恐将子孙后代置于机器生杀予夺,而问责制却遭到严重侵蚀的危险世界中。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战场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而是也进入了数字环境中。冲突各方已借助网络行动破坏水电供应系统、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往往与前线相距甚远。

就像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常规作战手段和方式一样,该法也适用于网络行动。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无论是在陆海空,还是在网络空间,均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对平民的保护必须深深植入数字战争中。这意味着交战方必须确保人类监督,避免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并尽可能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系统的可预见伤害。

国际人道法还适用于涉及武装冲突的任何在外层空间开展的军事活动

使卫星失效或将其摧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后果。提供导航、通讯和遥感服务的卫星已成为平民的正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道组织也依赖卫星服务抵及有需求的民众。缺少这些系统,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和帮助社区恢复的工作对我们而言亦将更加困难。

正如各国必须大力确保新武器技术符合国际人道法一样,他们也不能忽视自身涉及常规武器的义务。

践行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并非仅仅发生在战场上,而是还体现在各国选择生产、存储或禁止何种类型的武器上。

今天,禁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全球承诺开始出现裂痕,还有几个一度拥护裁军的国家开始逐步退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这不仅是纸面上的法律倒退,而是会危及民众生命,使数十年来之不易的进展付诸东流。

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缔约国。泰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加入该公约时,泰国政府设立了国家排雷行动委员会。在一年之内,泰国就销毁了约1万枚杀伤人员地雷。同时,泰国还部署了多个排雷队清理受污染的土地,大幅减少了地雷造成的人道代价,受害者人数从1999年至2001年的350名锐减至2011年的24名。

今年8月也正值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时至今日,这场灾难仍在情感和身体层面,令幸存者饱受煎熬。

令人恐惧的是,今天武器库中核武器的威力远超当年。按照今天的划分标准,当年投掷的原子弹只能算是小型核武器。

可是,所谓“小型核武器”的概念是根本说不通的。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将是人道的灾难性失败,由此导致的巨大痛苦和破坏将完全超出人道应对行动的能力。对于“核武器的使用能够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观点,我们深表质疑。

然而,我们仍然看到核武库在不断扩张,而且动辄出现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举动。但与此同时,《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数量还在逐渐增加,现已增至73个,另有25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这其中包括大多数东盟国家,泰国也涵盖在内。

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谨在此向各位提问:倘若我们屈服于“强权即公理”的谬论,罔顾法治,不计一切代价追求胜利,这将对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怎样的后果?

制定国际人道法并不是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而是为了预防战争中的暴行。

区分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体现出我们一方面承认武装冲突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依然坚持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秉持人道精神——这体现在我们如何救治伤者、保护平民、对待被拘留者等方方面面。

保护作为伤者避难所的医院,不是软弱。

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的伤害,不是软弱。

允许挽救生命的援助抵及有需求的民众,不是软弱。

为被拘留者提供有尊严的待遇,也不是软弱。

而是强大力量的体现。

在战乱中开展行动时保持克制,需要力量。抵制复仇的诱惑,超越以牙还牙的冲动,需要力量。在冲突可能会抹杀我们共同的人道精神时仍然予以坚守和捍卫,也需要力量。

尊重国际人道法就是在发挥软实力。

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维护国际人道法能够加强一国的国际声誉。弘扬战争规则与人道原则的国家因其在道德层面的领导力,往往能够增强本国的外交影响力。

无视国际人道法的冲突方将会丧失自身的合法性。纵然硝烟早已散尽,但暴行留下的污痕仍久久无法磨灭。这会使战后恢复、经济重建与国际合作的道路更加曲折,为日后暴力局势和安全威胁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

而在战争中保护平民,是可以实现的。

当战斗员尊重战争规则,避免攻击平民、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照顾伤者,他们就在减少冲突的长期影响,并为战后复苏创造条件,留存了建设和平所必需的社会架构。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亲眼目睹人类的至暗时刻,也见证了至暗之中同情仍未泯灭。

  • 加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2023年10月以来协助释放了148名人质和1700多名被拘留者,使他们得以与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及更广大地区的家人团聚,包括在泰国。
  • 缅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正在探视拘留场所,以监督被拘留者的拘留条件和待遇,并帮助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今年截至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已探视了数千名被拘留者。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帮助2000多名因与也门冲突相关原因而被关押的被拘留者获释,并将其遣返本国。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遣返阵亡士兵50余次,最近一次是在6月为上千名阵亡士兵开展了持续多日的复杂行动。
  • 今年年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将1300多名该国解除武装的政府部队成员及其家属从戈马运送至金沙萨。之后在7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河联盟/M23运动签署了一份声明,双方承诺建立一项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的机制,安排释放因与冲突相关原因而被拘留的人员。

上述实例至关重要,我列举于此以体现国际人道法如何转化成具体行动减少了民众的苦难。

释放被拘留者、撤离平民、设立人道走廊,并不仅仅是救济行动。这是践行国际人道法的生动体现,往往也是交战方之间谨慎尝试对话的开端,更是开拓了通往和平的具体路径。

自1934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出现在约150份包括停火协议、和平协定和其他框架在内的和平文件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日内瓦四公约所概述的人道举措中所发挥的作用。

正如近来数周泰国与柬埔寨达成的停火协议所体现的,东盟国家为东南亚地区的冲突解决与降级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各方能够就遗体遣返等人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并加以落实。

我们致力于加强与泰国和所有东盟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支持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挥着中立调解人的作用——这根植于我们纯属人道性质的职责,得益于我们与各方的接触和沟通,而无论他们属于前线的哪一侧。

160余年来,我们矢志不渝。

尊敬的公主殿下,

国际人道法的力量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维护该法的意愿。

如果日内瓦四公约要依其宗旨挽救生命,那么各国就必须再度不遗余力,重申其维护战争规则的坚定承诺。

正如各国曾在1949年经历了二战的恐怖之后齐聚一堂,并通过了日内瓦四公约,国际社会如今也必须同心协力,恢复对这一法律框架的尊重。

这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要保护子孙后代免受日益残暴的战争的荼毒。

国际人道法必须成为一项政治优先事项。

去年9月,巴西、中国、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发起了激励对战争规则做出政治承诺的倡议。此后,已有70多个国家加入了这一倡议。

其中,有24个国家已主动担任了七个主题工作领域的联席主席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团队一道,为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提出实用建议。

相关建议包括:

  • 确定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良好实践;
  • 支持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 探究国际人道法如何能够推动和平进程;
  • 加强对民用基础设施的保护,尤其是医院;
  • 应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造成的挑战;
  • 以及研究现代海战的人道影响。

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130多个国家参与了围绕上述主题开展的咨商活动。24个联席主席国目前正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汇总整理咨商的初步成果,相关文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发布。

令我倍感欣慰的是,咨商期间的讨论表明,各方广泛支持对国际人道法进行保护性,而非纵容性的解释。

相关工作将持续到明年,届时将召开“在战争中维护人道”的高级别会议。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欢迎泰国加入国际人道法全球倡议。贵国的引领将发挥关键作用,有助于使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加入这项重要工作,我们也期待与贵国在筹备全球会议的进程中开展合作。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常常被问及国际人道法在如今是否仍具现实意义,或是新的世界秩序是否必然需要一套新的规则。

对此,我的回答是:国际人道法并非历史遗存,而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法律体系,旨在于最艰难的情况下捍卫人类尊严。它所彰显的原则是:每一个人,无论身处前线的哪一侧,都平等享有保护。

国际人道法原则在当下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战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城市中心地区,参与方日益增加,且在使用新技术。战争的性质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在战争中维护基本人道的必要性却始终如一。

被迫目睹孩子死于饥饿的母亲所感受到的强烈痛楚,无论在今天还是百年之前,都毫无二致。

所有国家领导人都负有法律义务,需始终竭尽全力防止战争升级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我们不够谨慎,未能及时阻止,二战的惨烈还有可能会再度上演。

如今,在这烽烟四起的十年中,各国必须团结一心,基于国际公认的框架和以规则为导向的世界秩序,重燃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希望,而且应立即采取行动,以免悔之晚矣。

谢谢。